兩當兵變前后習仲勛的革命實踐
楊元忠
1932年4月2日,兩當兵變發動，作為兵變主要領導人的習仲勛時年不足19歲，在兵運工作中充分顯示出青年共產黨人的卓越才能和膽識，兵變后在更為復雜的革命實踐中很快成長。
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就吸引了一大批熱血青年為之追求、探索。五四運動時期，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是優秀進步青年代表，1920年，帶著對國家前途和命運的思考，他們又赴歐洲勤工儉學，加入中國共產黨，選擇為馬克思主義奮斗終生。1926年春，習仲勛考入富平縣立誠公學上學，5月，加入共青團。1928年1月，習仲勛進入三原陜西省立第三師范學習。3月，由于進步師生對校方不滿，拒絕參加校方組織的一些活動，遭到國民黨地方政府打擊。5月，習仲勛等人身陷國民黨監獄，在獄中，未滿15歲的習仲勛成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年少的習仲勛親身體會過貧苦農民的悲慘生活，經歷了失去親人的痛苦，更激發了他的革命勇氣、堅定了他的革命信念。1930年2月，按照中共中央兵運政策精神和中共陜西省委的指示，在家鄉一系列革命活動中得到鍛煉的習仲勛被派往長武縣國民黨地方武裝畢梅軒部王德修支隊開展兵運工作。習仲勛與先后進入該部隊的李秉榮、李特生、呂劍人等共產黨員共同努力，使兵運工作日益深入。兵運工作的目的就是開展兵運斗爭，建立革命武裝，兩當兵變是完整的兵運工作。自習仲勛等人被派遣到國民黨軍隊中開始到發動武裝兵變以及帶領游擊隊長途轉戰等，一直將理論與實際結合起來開展士兵運動，在士兵工作、統戰工作、群眾工作、軍事斗爭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心血，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932年4月2日凌晨，在部隊換防之際，習仲勛與陜西省委特派員劉林圃共同領導了兩當兵變。正是有一大批青年中國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為人生指南，以澎湃的熱情投身于革命，中國革命事業才揭開一頁一頁的新篇章。
兩當兵變部隊被打散后，習仲勛因病隱蔽在王子軒家，時刻打聽失散戰友的消息，想早日找到黨組織，投入新的戰斗。1932年6月，恢復健康的習仲勛前往陜甘邊尋找劉志丹、謝子長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同年秋，習仲勛在照金先后見到了謝子長和劉志丹，兩位革命領導人真誠坦率，用質樸的語言鼓勵著習仲勛。劉志丹講：“干革命還能有不失敗的時候？失敗了再干嗎！”又說：“我失敗的次數要比你多得多……幾年來，陜甘地區先后舉行過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斗爭，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與劉志丹、謝子長的交談，他們“很高的理論水平……堅韌不拔的信念，為真理獻身的精神”給年輕的習仲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對革命事業的執著追求給了習仲勛極大鼓舞，讓習仲勛更加堅定了革命信心。為建立一塊紅色根據地，習仲勛很快投入了新的革命實踐活動。1933年3月，根據陜西省委的指示，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成立，習仲勛任政委。同月，中共陜甘邊區特別委員會在照金成立，習仲勛先后任特委委員、特委軍委書記和團特委書記。4月，習仲勛任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副主席。5月底，習仲勛在照金根據地籌糧開會途中遭遇當地民團伏擊，負傷后仍然堅持指揮戰斗，后脫險返回薛家寨療傷。可以看出，兩當兵變之后，習仲勛積極尋求黨組織，深刻總結革命經驗，加深了對革命根據地生死存亡、革命事業長遠發展的思考。在更為復雜的革命實踐中，能夠將黨的武裝割據理論、群眾路線與當地實際結合起來開展工作，領導能力、關鍵時刻決斷能力等得到很大提升，已經成長為一名成熟的革命軍隊和革命政權領導人。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陜甘邊特委和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在耀縣陳家坡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習仲勛作為會議執行主席之一主持了會議。在討論是否將武裝力量統一領導時，任陜甘邊游擊隊政委的習仲勛力主將紅軍部隊統一起來，以增強革命武裝力量，戰勝困難，擴大蘇區。會議最后否定了少數人分散行動的意見，統一了思想。陳家坡會議中，以習仲勛為代表的年輕黨員，在艱難情況下堅忍不拔、立場堅定，在重大問題上堅持原則、旗幟鮮明，在關系革命前途的關鍵時刻表現出大智大勇，表現出對黨的事業無限的忠誠，得到許多人的認同和支持。
習仲勛在兩當兵變中開展了大量工作，積累了豐富的革命經驗。兵變之后，習仲勛總結經驗教訓，積極投身于創建、鞏固和發展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在更為復雜的革命實踐中機智勇敢、勇于戰斗，肩負起更大的擔子，擔當起更大的責任。綜合來看，兩當兵變在習仲勛的革命生涯中有著重要影響，經過兩當兵變的洗禮和錘煉，習仲勛很快由一位熱血青年、革命戰士成長為優秀的革命事業領導人。
（作者系甘肅省委副秘書長、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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