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否認“治庸計劃”帶有個人化色彩
《瞭望東方周刊》：有專家評論蘭州“治庸計劃”時說，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不作為、亂作為等行為，我國《公務員法》、《檢察官法》、《領導干部選拔任用條例》等法律法規已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既然法律法規已經有明確的規定，那么“治庸計劃”就純屬多此一舉。你怎么看待這種評論？
陳寶生：這種質疑的核心是紅頭文件和法律法規的關系問題。宋代的宰相趙普稱“半部論語治天下”，其實“一部”也治不了天下，其中需要一些轉化環節。這些專家知道應該怎么樣，但不知道在中國的某一個地方，現實是什么樣。
我們也非常重視這些專家的意見，這也是提醒我們要依法行事。“治庸計劃”是參照有關法律法規制定的，是對相關法律的一種細化，它并沒有超越法律。“治庸計劃”是一個綜合的實施細則，它把一般性和特殊性結合起來，把全國性的法律法規和2004年蘭州特殊時期的實際結合起來，是對癥下藥，實施起來也更有效果。
《瞭望東方周刊》：在采訪中我感覺到，“治庸計劃”的確給蘭州官場以及官員帶來了很大的改變。但我同樣也有一種憂慮，這種強力措施的出臺和實施畢竟有個人化色彩。我曾采訪過呂日周，但他離開山西長治的時候，他的好多強有力的措施就人走政息了。對蘭州的“治庸計劃”來說，在強化治標措施的同時，如何建立長效的管理機制？
陳寶生：這是一個很有深度的話題，尤其是在我們中國，在新舊體制轉軌、民主政治推進的時期。我不否認“治庸計劃”帶有某些個人化色彩。我這個人不怕碰硬，我到哪里工作，就愛解決一些難點問題，認準了我就要把它干到底。人走政息，在中外政壇、古今政壇上是一個常規現象。“治庸計劃”能不能長期堅持下去，我只能這樣說，在我擔任市委書記期間，絕對能執行下去。
任何一種制度，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治庸計劃”重點整治的是三類18種行為，對這18類行為的整治可能在一段時期內執行，而對庸官，可能要長期整治下去。
一種主張，首倡者離開崗位了，還能不能堅持下去，至少看三點：一是看是否形成了使這種主張得以貫徹的保證機制，“治庸計劃”從一開始實施就注意到這一點，就是有效地擴大人民群眾參與蘭州社會治理和管理的渠道和范圍。如果老百姓都不支持，人走政息是必然的。二看是否形成了使這種主張堅持下去的協調機制，有一些一把手的思路和主張不是說不好，但當他走了之后就堅持不下去了，這是因為他的工作環境搞得不好，工作關系搞得很緊張。現在蘭州的四大班子很團結，這就從組織上給“治庸計劃”的實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三是要有一種衡量標準，為政者設立的這個目標是不是現實可行的，是不是得人心的。你在采訪中應該能感覺到，蘭州市的干部群眾對“治庸計劃”是非常支持的。
凡是單純治人的制度，都是短命的制度
《瞭望東方周刊》：“治庸計劃”在蘭州官場掀起了一場責任風暴，這場風暴給官員帶來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有一些陋習、一些潛規則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和扭轉的。一個“庸官”的產生有時候不僅僅是一個人的素質和思想觀念的問題，周圍的環境以及社會風氣的影響也非常巨大。如果一味地嚴格按照制度去處理所有的“庸官”，是不是也會產生副作用？
陳寶生：在蘭州實施“治庸”計劃，最難治理的人有兩種。一是制度使然，我們有一些制度可以把好人變成壞人，把勤快人變成懶人，把創新精神很強的人變成平庸的人。二是源于人的本性的，就是懶。“治庸計劃”的目的就是鏟除這種土壤，核心是制度建設、規范行為。
“治庸計劃”抓住了人們的一個心理，就是誰都不愿意做庸官，干部壓力大的原因是擔心背上“庸官”的“光榮稱號”。我們在具體的把握上是有分寸的，本質不是要去處理多少人。造成嚴重后果的當然要處理，大量的是黃牌警告、批評教育，但這時的黃牌警告、批評教育比平時的威懾力就要大許多，因為它和“庸”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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