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愿為人民
——寫在父親鄧寶珊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
上世紀40年代初，鄧寶珊在榆林。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閱兵前毛澤東與鄧寶珊親切交談。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甘肅代表團全體代表在北京飯店合影。前排右四為團長鄧寶珊。
上世紀50年代初，鄧寶珊在歡迎朝鮮訪華代表團會議上講話。
鄧寶珊(后排右二)與楊虎城(后排左一)，劉守中(前排左一)，于右任(前排右一)等人合影。
上世紀50年代，鄧寶珊在鄧園會見蘭大師生。
鄧寶珊書法作品。
2014年11月10日，是我們的父親鄧寶珊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日。父親留下的字畫、手札猶在。睹物思人，緬懷過往，他的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他的諄諄教誨依然響在耳畔。盡管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幾十年了，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獨具的人格魅力，依然鼓勵著我們前行。值此父親誕辰120周年之際，我們追述了他的幾個精彩的人生片段，作為我們對他的追思和懷念，也為資政育人和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奉獻一些點滴素材。
反戰愛民
1945年，八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經過幾十年的戰難，人心思定，人心思安。但蔣介石集團卻冒天下之大不韙，摩拳擦掌，陰謀策劃內戰。1946年3月，父親寶珊先生到重慶參加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此間，蔣介石主持召開軍事會議，名為征求意見，實為部署內戰。蔣介石問父親的看法，父親回答說：“既然有了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內戰我們還是要盡量避免打的。第一、經過八年抗戰，人民苦難深重，好容易勝利了，需要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打的話，人心厭戰；第二、八年抗戰搞得民窮財盡，國力空虛，再若打仗，經濟上要崩潰。”蔣介石一聽，頗為不悅，因為是他主動征求意見，也不便發作。
父親反對內戰的決心非常堅定。為實現國家和平，讓天下蒼生免遭涂炭，1946年，他決定赴南京面見蔣介石，再進忠言。見到蔣介石，他誠懇地說：“民困財乏，國民厭戰，戰端萬萬起不得，武力統一行不通。”父親把他精心選揀的一疊報紙給蔣看，說道：“城市鬧工潮、鬧學潮、鬧增薪，鄉村抗捐抗稅抗丁，變民鬧事鋌而走險，國情如此，怎堪再戰！”蔣介石輕蔑地付之一笑，說：“報紙我天天看，重要的是不為假象所惑，歷史會證明你我誰是對的。”父親擔憂國是，離開南京前，決計再給蔣介石寫封信，以盡最后之努力。是夜，他提筆凝思，枯坐燈前，直到東方破曉未得一言，長嘆一聲，寫下二十個大字：“兵者，國之大計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這是《孫子兵法》十三篇的第一句話。此后內戰爆發，兩人再未相見。
建國以后，作為國民黨起義將領、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黨中央、毛主席對父親關愛有加，一直信任和重用他。1949年12月2日，毛澤東主席簽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任命鄧寶珊為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1月8日，甘肅省人民政府成立。1951年2月20日，毛澤東主席再次簽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任命鄧寶珊為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當時全國民主人士出任省政府主席的只有湖南程潛、甘肅鄧寶珊，一時竟有“南程北鄧”的說法。1954年9月，甘肅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父親當選為甘肅省省長。在1958年、1964年第二屆、第三屆甘肅省人民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直到1966年，父親連續當了17年的甘肅省長。
民族大義
提起父親鄧寶珊先生，人們總會想到他解放戰爭時期促動傅作義北平起義，讓北京這座千年文化古都免遭戰火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舉行北平入城式的當天，《新民晚報》發表一篇文章《北平和談的一把鑰匙——鄧寶珊將軍》，高度評價父親的歷史功績。
實際上，父親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抗戰八年，父親總軍陜北榆林，是陜甘寧邊區的鄰居和八路軍的友軍。他一方面與八路軍合作守衛黃河，共抗日偽聯軍；另一方面始終與陜甘寧邊區保持睦鄰友好關系，抵制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對于父親團結抗日、支撐北線、保衛陜甘寧邊區之舉，毛主席曾寫信表示稱贊和感謝：“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衛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北平和平解放后，父親與傅作義將軍去西柏坡見中央領導人，周恩來一見父親便親切地說：“鄧先生，你這是回到‘娘家’了啊。”
父親與陜甘寧邊區一直保持融洽合作的關系，1947年夏卻發生了兩次榆林戰役，一度令他難以釋懷。1956年，父親去北京參加人代會，毛主席邀他和梅蘭芳到豐澤園吃飯，席間，鄧寶珊問到了“兩次榆林”戰役的問題，他說：“延安和榆林之間關系很融洽，怎么突然又攻打榆林？”毛主席回答說：“‘圍榆打援’打的是胡宗南、馬鴻逵嘛。”還開玩笑說：“打是親，罵是愛，為了請你起義嘛。”聽毛主席這樣一解釋，父親頓覺心中釋然。
八年抗戰期間，父親還做了一件有功于中華民族的大事。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侵略者看到成吉思汗陵在蒙古族中具有極為崇高神圣的地位，便想以成吉思汗陵作為籌碼來要挾蒙古的王公貴族，分裂中國。1939年春，日軍向伊克昭盟進攻，企圖占據伊金霍洛旗，奪走成吉思汗靈柩，分化瓦解抗日力量。父親和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將軍、蒙古愛國王公沙王(沙克都爾扎布)等向國民政府陳情，請求將成吉思汗靈柩內遷西移，共產黨人也深表贊成。1939年5月底，國民政府委派的移陵人員及護陵軍人陸續到達伊金霍洛旗。6月，成吉思汗靈柩離開伊克昭盟后，經過了榆林、米脂、綏德、延安等地，最后安放在甘肅省蘭州市榆中縣的興隆山上。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派專車將成吉思汗靈柩送回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原地安放。此舉徹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陰險圖謀。
求是直言
1951年全國鎮壓反革命分子政治運動開展期間，將留美博士宋恪定性為反革命分子，予以鎮壓。宋恪是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人，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擔任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院長和甘肅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對甘肅教育發展有貢獻。鎮壓宋恪時，父親正在外地出差，回來后得知此事，深感痛心。后來，在北京開會期間，毛主席約他到中南海寓所吃飯長談。毛主席問：“聽說鄧先生對鎮反運動中，鎮壓了國民黨甘肅省教育廳廳長宋恪有意見？”父親坦率地說：“這個人本來是可殺可不殺的。”毛主席說：“鄧先生，你應該提前給我說，就能把這個人留下了。”父親回應道：“我不在蘭州，未能及時得知啊。”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甘肅有好幾位著名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其中水梓被定為極右分子。父親得知此事后很痛惜，他對身邊親近的人說：“這么多知識分子，怎么一夜之間都成了右派？”全國人大開會期間，在懷仁堂休息時，父親親口向毛主席作了匯報。他對毛主席講：“甘肅是個很窮苦的地方，知識分子非常缺乏。把僅有的幾個大知識分子劃為右派是不應該的。”毛主席問他都是哪些人，父親將水梓、張維、張心一、楊思、馮國瑞等當時甘肅著名學者一一作了介紹，對當時已定為右派的水梓、馮國瑞起了重要的保護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缺乏經驗，急于求成，操心太切，“左”的氛圍越來越濃，與日俱增。1958年提出“大躍進”，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最終釀成了餓死人的悲劇。甘肅深居內陸，自然環境嚴酷，基礎條件差，素有“苦瘠甲于天下”之稱，當時省內不少地方也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對此，父親憂心忡忡。這一時期，他經常下鄉調研，特別是到最窮最艱苦的地方去，了解真實情況，苦尋解救辦法。有一次，父親到永昌縣焦家莊一帶視察，發現當地群眾多面帶菜色，身體浮腫，普遍吃的是榆樹皮面和野菜一起烙成的餅子。他特意把這種餅子帶回來，給家里人看，對我們這些孩子說：“你們看看，人在福中要知福，農民現在就是以此果腹，在饑餓線上掙扎。”父親并未就此作罷。他決心頂著壓力，把榆樹皮野菜餅子帶到北京，向黨中央毛主席反映真實情況。這份特殊的禮物經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轉交毛主席。毛主席收到以后，臉色很沉重，只講了一句話，“我在延安的時候嘗過這個東西，很難吃。”
1962年習仲勛同志因為小說《劉志丹》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遭到誣陷和迫害。父親去北京開會時，利用在豐澤園毛主席請吃飯的機會，問毛主席：“你經常說仲勛年富力強，堪當重任，有培養前途，怎么能現在又反黨了呢？”在當時非常敏感的政治氛圍下，一般人躲之唯恐不及，而父親不避風頭、不懼嫌疑，敢于在毛主席面前辯護，足見其剛直敢言的品格。
簡樸敬賢
父親出身貧寒，一生勤儉，最惡奢華。平常生活多是粗茶淡飯，一般就吃些家鄉飯菜，如一鍋子面、漿水面、面水馓飯(豆水與面攪拌的一種小吃，味發酸)。即便是領導和朋友來了，多是在家里宴請，從不動用公款。除非是省委和省政府的公務活動，才會去蘭州飯店或寧臥莊賓館用餐。父親的穿戴也很簡樸，皮鞋只在重大行政活動時穿，平素一直穿家人做的布鞋。父親一生從不做壽。1944年，父親還在晉陜綏邊區總司令任上，正值半百之年，身邊的人想給他過五十大壽。父親聞之，只身騎馬去了郊外，回避過壽之事。作為一位高級將領，父親的清白簡樸之風，給后輩們豎起了標桿。
上世紀50年代后期，時值我國第一批紅旗轎車出廠，友人贈送父親一輛。當時父親乘坐的是一輛美國產的“道奇”牌轎車，車小而舊。我們看到來了新車，都非常高興，催促趕緊換了。但父親執意不肯，他說：“我住的地方出行之路窄小，路兩邊都有老百姓做生意，我坐原來的車已經習慣了，這個車雖然舊點，但車身小，出行方便，不擾民。”后來他把車交給甘肅省政府作為接待用車。父親平常用車也非常嚴格，親屬除了有緊急病痛，一般不許使用。
父親雖出身行伍，一生戎馬，但非常重視文化工作，也樂意交文化藝術界的朋友。父親與齊白石、徐悲鴻等繪畫大師交往頗深。上世紀50年代，父親延請許多文化名人到甘肅考察，其中有葉圣陶、鄭振鐸、吳作人等，請他們參觀麥積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炳靈寺石窟等歷史遺存，征求他們的意見建議。為了繁榮甘肅的文化藝術，父親還先后邀請譚富英、裘盛戎、杜近芳、葉盛蘭、梅蘭芳等戲曲名流到甘肅考察獻藝，開闊甘肅人的眼界，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
父親與國民黨元老、大書法家于右任先生更是“數十年患難之交”。從1918年他們兩人結識后，幾十年風云變幻，終成莫逆。抗戰期間，于右任先生曾到甘肅考察，做散曲《謁成陵》(越調天凈沙)：“興隆山畔高歌，曾瞻無敵金戈。遺詔焚香讀過，大王問我，幾時收復山河？”膾炙人口，流傳甚廣。解放以后，因為種種原因，于右任懷著痛苦、矛盾的心情去了臺灣。于右任在臺灣曾做《望大陸》一詩：“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父親割舍不下幾十年的情誼，總是關心、打聽于右任先生的消息，經常接濟他留在大陸的夫人高仲林女士、女兒于芝秀女士。上世紀60年代，父親還親筆寫信兩封致于右任先生，由中央廣播電臺向臺灣地區廣播。
1954年，著名作家、政務院出版署署長葉圣陶到蘭州視察工作，他不愿意住在賓館，樂意住在我們家。公務之余，與父親談詩論畫，其樂融融。其間，葉圣陶作詩一首，親筆篆書贈與父親：
遠訪蘭州勝，清輝始獲親。
問年俱甲午，同愿為人民。
園果嘗新味，容齋絕點塵。
高情何可報，詩就意難申。
斯人已逝，風范長存。父親一生踐行愛國和平的理念，廉潔剛正，重才親民，廣結善緣。戎馬倥傯之際，他仍自強不息，好學不倦。他再三告誡我們，要努力學習，勤奮工作，自覺參加勞動，不能搞特殊化。數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他的諄諄教誨，言猶在耳。今天，作為鄧寶珊先生的子女，我們將繼續保持清白家風，繼承他的遺志，弘揚他的精神，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盡綿薄之力。 (注：本文由鄧寶珊之子鄧成城，女兒鄧惠琳、鄧引引、鄧文文講述，蕭光畔、曹樹林執筆；董小平、馬酒生整理。圖片翻拍：孟捷)
(據人民網甘肅頻道)
|
打印本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