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斷有人提問，為什么在我們這個堪稱偉大的時代里卻出不了偉大的作家，出不了大師級的大學問家？對此我的想法是，現在是一個去中心化的時代，或者說是一個無權威的、趣味分散的時代，很少有一件事物，一位作家、藝術家能得到全民集中地認可。我發現很多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人，都說沒有想到自己能獲此大獎。現在要形成一個大家公認的大師和權威，在作家生前就做到這一點似乎比較難。而且，大師和權威的樹立需要時間的辨識，甚至數代人的閱讀和篩選。這只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是否與日常化的、平庸的、商業化的時代有關系呢？消費與享受，往往消磨人的熱情和浪漫的激情，以致那種巨大原創力的作品很難產生。當然這只是外在原因。難道我們今天中國的作家就沒有自身主體弱化的問題嗎？當然有。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談到作家的幾個幾乎無法克服的矛盾，比如市場需求之多與作家庫存不足的矛盾，透支的矛盾；市場要求的出產必須快，與文學創作本身的求慢、求精的規律之間的矛盾。此處不再多說。
新世紀文學“在路上”的迷惘與期待
城鄉文化的沖撞，以及由此產生的錯位感、異化感、無家可歸感空前強烈。今天的中國文學有多少已經把這個現實寫出來了呢？
下面我從文學本體方面談一些主要看法。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化的敘事變得越來越突出了，如何講好中國的故事變成了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以鄉土敘事為例，這幾年的一些鄉土作品雖然沒有達到令人十分滿意的高度，但有些作品的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例如《生死疲勞》中體現出來的奇思、變形和想象還是值得我們去回味的。賈平凹的《秦腔》，寫得那么實，那么黏稠，主要依靠生活的細節和原生態緩慢向前推動。我讀了以后一個最突出的感覺是它的無名狀態，也就是我們不能用一種簡單而鮮明的東西來概括它。其實這部作品還是有其文化內涵的，一個是土地，一個是秦腔，前者是鄉土的象征，后者是文化的象征，都是盛極而衰。鐵凝的《笨花》走向了寬廣和詩意，體現了華北大平原特有的審美意象，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平凡的、不驚不乍的世俗煙火，作者擺脫了傳統的和她之前固有的視角，表現出一種難得的概括力。又如閻連科的《受活》，也不是很好讀，作者在試圖探索一種慘烈化的中國式敘述。阿來的《空山》寫的是藏文化的解體，但他強調的是共通的人類性的視角。鄉土敘事是現當代文學中傳統最深厚的一片領域，對我們的文學非常重要，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但它主要體現在純文學作家中。而現在書店里最暢銷的是面向城市的東西，比如犯罪小說、官場小說、言情小說、校園小說、青春小說、科幻小說、玄幻小說等等。都市敘述與鄉土敘述，不是互相取代的關系。最近讀到楊斌華的《文學“鄉土”：理解與返回》一文，其中涉及的啟蒙、階級、田園三種鄉土敘事類型的歸納以及對新的鄉土敘事的期待，我覺得非常好。我也希望有第四種敘事，就是不再局限于現當代傳統資源之下的敘事，而把目光投向新的在鄉村中誕生的具有現代性的健康的個體和文化人格。
在這里我不能不提到“亞鄉土敘事”。現在中國實力派作家里大約百分之六十的人在寫這類東西，我們認為比較好的中短篇小說家都在寫這類東西。何謂“亞鄉土敘事”？就是指當前一大批筆觸伸向城市，不再顯得“純粹”的準鄉土文學，這類作品一般聚焦于城鄉結合部或者城市邊緣地帶，描寫了鄉下人進城過程中的靈魂漂浮狀態，反映了現代化進程中我國農民必然經歷的精神變遷。與傳統的鄉土敘事相比，亞鄉土敘事中的農民已經由被動地驅入城市變為主動地奔赴城市，由生計的壓迫變為追逐城市的繁華夢，由焦慮地漂泊變為自覺地融入城市文化，整個體現的是一種與城鄉兩不搭界的“在路上”的迷惘與期待。城市是當代中國價值沖突交匯的場所，大量的流動人口涌入城市，兩種文化沖撞，從而產生的錯位感、異化感、無家可歸感空前強烈。在鄉村，誰也沒有辦法抵御現代化浪潮的席卷，離開鄉村的年輕人再也不愿意回去，不但身體不愿意回去，精神也不愿意回去。而我們今天的中國文學有多少已經把這個現實寫出來了呢？真正表現流動人口內心感覺的作品我覺得還很不夠，實際上中國今天的農民是在被動地“自我現代化”。這種鄉下人進城的小說，寫的應是農民主體的變化，他們是一些“在路上”的農民，是一些正在“自我現代化”的農民。鄉土記憶在強大的現代化的沖擊下變得支離破碎。鄉土記憶的祛魅化———使得在鄉下的人也大量地喪失了農民性，成為城市欲望主體的異型。這一塊是新世紀文學很重要的方面。
還有一點是日常人的再發現。這涉及到我們對人的理解，它不同于八十年代我們對人的那種理性的理解，也不同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對人的原生態的理解，也不同于九十年代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的人。指的是在和平的、世俗的日常化生活中，怎么去發現豐富多樣的人性。當然也不排除那種突發性的、爆發性的表現。在此順便說一下“身體寫作”問題。有的人把身體寫作等同于性描寫，其實是不完全的。身體寫作或“軀體寫作”最早是由女權主義者提出的。強調身體的再發現。身體曾經在我們的文學中缺席，如在十七年文學中，在階級斗爭文學中。現在身體回來了，但身體是如何回來的呢？這個問題很復雜，它與女性寫作糾纏在一起。在一些大家熱知的身體寫作中，表現的是女性的性別意識的發現，企圖用身體來反抗男性話語。可之后的某些作品越來越走向了極端，只突出了寫性，缺乏一種精神的維度，這實際上是在降低女性的地位。僅僅把女性作為一個性的符號，而忽視女性對于社會財富的創造，對于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是偏執而狹隘的。其實身體并不忠實于人，身體是會衰老的，一味依恃身體，必將帶來自身價值的失落。在今天的許多作品中，女性仍然處于被男權文化塑造的地位，這是很可悲的，但實際情況就是如此。所以新世紀文學如何在這一領域增加它的人文內涵，增加它的審美深度我覺得也很重要。
另外一個變化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那就是政治視角的隱秘回歸。文學和政治的關系其實是非常密切的。一部作品要厚重、深刻，要概括一個時代，往往與政治緊密相關。伊格爾頓就認為，“偉大的作品總是包含著強烈的政治性”，這話很有些道理。現在國際上的大獎如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獎，都很看重政治文化類的作品。而我們現在的一些官場小說寫的是一些非常表層的東西，不是真正的政治小說，它們離政治小說的真諦還比較遠。政治不僅僅是權力層面的，政治也是一種文化，政治也是一種文明，政治還是一種文化心理結構，真正能夠理解這一點的中國作家并不是很多。這里我愿提到《滄浪之水》，它的作者悟出了政治是一種文化生態，政治甚至與人生哲學聯系在一起，政治與人的精神追求和價值選擇有很大的關系，如果把政治轉化成心理深度，那么這個政治才有意義了。在這部書的后面，我寫了一段話：“這部書給了我一種天機泄漏感。”而現在很多犯罪小說成了教人如何升官發財的教科書，商戰小說成了教人爾虞我詐的教科書，言情小說成了展示一男多女的游戲圖，還有的小說純粹是沒有精神深度的惡搞。文學在對政治的理解上要有深度。
當代文學的精神缺失
今天的文學中還存在超越精神的弱化。很多作品沒完沒了地寫油鹽醬醋和一地雞毛，缺少一種精神關懷和人文關懷。
正面精神價值的匱乏或無力，仍是當下文學重要的缺失。什么是正面價值？就是那種引向善、呼喚愛、爭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如果都是暴力、血腥、看不到一點希望，以為這才是最大的深刻，我以為這樣的文學不算是好的文學。這個問題其實與我們的精神資源有關。我們的民族精神資源很豐厚，但今天面臨的是如何整合和轉化的問題，如何把它們化為我們內心深處很豐富的信仰，并且運用到我們的創作中去，把它們轉化成我們作品的精神力量———不僅有形而下的生存關懷和世俗關懷，而且還有形而上的精神關懷和靈魂關懷。現在我們的文學中還有“去資源化”的問題，因為資源已經太多，而我們不知道如何轉化利用，這就影響到我們創作的水準，以至于有的作家以為只要他敢于批判，敢于暴露，就是最深刻的作品。而真正深刻的作品是不僅能有揭露和批判，還有正面塑造人的靈魂的能力。今天的文學中還存在超越精神的弱化。很多作品沒完沒了地寫油鹽醬醋和一地雞毛，缺少一種精神關懷和人文關懷。作家的責任是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善于表達精神的作家能夠做到把故事從趣味推向存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寫拉斯科爾尼科夫的極度矛盾和深刻懺悔，從道德的審判到靈魂的審判，而我們很多作家僅僅關注故事本身。
打印本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