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漳縣是一個國家級的貧困縣，但在不久前，“為了宣傳當地的旅游文化資源，發展旅游市場”，縣政府卻舉全縣之力整整籌備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搞了一場明星演唱會，邀請了蔣大為、程琳、青春美少女組合等歌手助陣。（8月23日央視《焦點訪談》）
這是要花很多錢的。但漳縣將近20萬人口，年財政收入1380萬，屬于典型的“要飯財政”，從哪兒弄這么多錢呢？縣政府的辦法很老套也很有效：攤派。“學生、老師和全縣
干部職工又是出錢，又是出力”，最可憐的是那些來自大山里貧困家庭的中學生，他們每人被攤了48塊錢，“我們兩個星期的生活費就夠了”。
在這一事件當中，縣政府在追求政績的強烈沖動下，濫用公共權力，其行為幾近勒索，這里暫且不論；“學生、老師和全縣干部職工”在不受制約的權力面前既無反抗的意識又乏維權的能力，其情可憫，其懦弱可恨，我也不想多說了；我想追問的是在這類事件當中經常被忽略的第三方：明星。他們究竟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呢？
正是明星們的到來，給縣政府的攤派行為提供了一個看似合理的理由，而且他們也的確拿走了那些從窮孩子的牙縫中擠出來的錢的大部分。以明星們的江湖經驗，他們不可能不知道漳縣的民眾沒有能力來“消費”他們的表演。
有人可能要為明星們抱不平，說他們的身價是市場形成的，他們和漳縣的交易也符合“交換正義”的原則，因為他們并沒有強迫漳縣和他們交易。
這種說法聽起來好像無懈可擊，但明星所以是明星，就是因為他們的行為可以產生遠比其他社會成員更大的影響，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他們的行為有強烈的外部性。凡是會產生外部性的行為，無論其主體是企業還是公民，都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起責任。如果其產生的影響是不利的，那么即便是暫時不能通過法律的手段來對其進行懲罰，他們也應該受到輿論和良心的譴責。
具體到漳縣的這次“攤派追星”，明星們行為的外部性有哪些呢？我認為至少有兩條：一條是經濟上的，國家級貧困縣的居民在他們演出之后變得更加貧困了，有窮學生在此后的很長時間里無錢吃菜，只能頓頓吃“開水煮面條”；再一條社會風氣方面的，明星們的行為傳遞了一種自私的價值觀：只要我能夠賺到錢，別人的死活與我無關。
在“攤派追星”事件中，明星們的行為，其實也是整個精英階層行為的一個縮影，即他們都習慣于借口“市場”而不愿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但這樣做對社會、對他們自己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會不會毀掉他們賴以生存的“市場”？他們應該認真考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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