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禮是男女雙方及家庭之間表達感情的一種方式，也蘊含著對婚姻的期盼與祝福。然而，近年來彩禮數額持續走高，有人罔顧家庭經濟情況，盲目將彩禮多少視為衡量愛情的標準；有人認為彩禮越多越有面子，形成攀比之風。
“天價彩禮”不僅背離了彩禮的初衷，使給付方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也給婚姻穩定埋下隱患，甚至可能成為矛盾糾紛的導火索。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聯合民政部、全國婦聯召開“推進移風易俗 治理高額彩禮”新聞發布會。記者從發布會上了解到，近年來，三部門回應群眾關切，持續通過多種方式破解“天價彩禮”治理難題，為愛“減負”。
讓彩禮定位于“禮”而非“財”
“涉彩禮糾紛案件數量近年呈上升趨勢，甚至出現因彩禮返還問題引發的惡性刑事案件。”發布會上，最高法民一庭庭長陳宜芳介紹了司法實踐中涉彩禮糾紛案件的相關情況。
“通過處理大量糾紛可以看出，高額彩禮并不是保障家庭幸福的秘笈，反而可能成為矛盾糾紛的導火索，甚至容易引發兩個家庭之間的對立、矛盾和沖突，影響社會和諧穩定。”陳宜芳說，人民法院注重通過案件審判，倡導建立以感情為基礎的，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關系，堅決反對包辦、買賣婚姻，反對借婚姻索取財物。
“讓婚姻始于愛，讓彩禮歸于禮。”陳宜芳說，以締結婚姻為目的是彩禮最重要的特征，在無法實現或無法全部實現給付目的的情況下，人民法院要實事求是地處理彩禮返還問題。既要依法保障婦女權益，也要考慮高額彩禮的負擔對給付彩禮一方生活的影響，妥善平衡雙方利益。
對于今天發布的涉彩禮糾紛典型案例，陳宜芳說，“我們希望引導父母從子女家庭幸福長遠打算，理性對待彩禮給付，讓彩禮定位于‘禮’而非‘財’。”
關注雙方共同生活情況
記者注意到，涉及彩禮返還糾紛比較多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結婚后“閃離”；還有一種是雙方未辦理結婚登記但已經共同生活。這兩種情況中，給付彩禮一方是否可以要求對方返還彩禮，主要的考量因素有哪些？發布會上，陳宜芳回答了《法治日報》記者的提問。
“存續時間較短的婚姻會導致基于婚姻的很多財產安排出現失衡現象，彩禮問題就是這種困境的體現。”陳宜芳說，彩禮是以合兩姓之好、并長久共同生活為目的。一般情況下，雙方已辦理結婚登記手續并共同生活，離婚時一方請求返還按照習俗給付的彩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是，給付彩禮的目的除了辦理結婚登記這一法定形式要件外，更重要的是雙方長期共同生活。因此，共同生活時間長短應當作為確定彩禮是否返還以及返還比例的重要考量因素。”陳宜芳強調說，在“閃離”的情況下，如果對相關返還彩禮的訴訟請求完全不予支持，尤其是舉全家之力給付的高額彩禮，會使雙方利益明顯失衡，甚至導致給付高額彩禮的一方因此返貧，對未來生活造成重大影響。
記者注意到，本次發布的典型案例中，王某某與李某某離婚糾紛案就是此類情況。雙方共同生活僅一年多時間，給付方不存在明顯過錯，相對于其家庭收入來講，彩禮數額過高，給付彩禮已造成較重的家庭負擔。
“該案中，返還部分彩禮對彩禮給付方是公平的。同時，也要考慮終止妊娠對女方身體健康亦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等事實，注重保護女性合法權益。”陳宜芳說。
“在已經結婚并共同生活的情況下，重點調整的是高額彩禮導致的利益失衡現象。”陳宜芳說，不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區，不同家庭之間經濟情況也可能存在較大差別，因此，難以對“高額”確定統一的標準，需要在個案中參考當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給付方家庭收入等事實具體認定。
對于第二種情況，陳宜芳回應說，民法典婚姻家庭編司法解釋（一）第五條雖然將彩禮返還區分為未辦理結婚登記和已辦理結婚登記的不同情況進行規定，但關注點仍在于是否共同生活。在未辦理結婚登記的情況下，已經共同生活的雙方因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權利義務關系，但在審理彩禮返還糾紛時，不應當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實”。共同生活的事實不僅承載著給付彩禮一方的重要目的，也會對女性身心健康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尤其是在孕育子女等情況下。如果僅因未辦理結婚登記而要求收受彩禮一方全部返還，有違公平原則，也不利于保護婦女合法權益。因此，雙方雖未辦理結婚登記手續但已經共同生活的情況，應當考量各種因素確定是否返還。
涉彩禮返還糾紛中，熱點問題還包括訴訟主體資格。陳宜芳結合典型案例介紹說，根據中國傳統習俗，締結婚約及給付彩禮，一般由男女雙方父母共同參與。在婚約財產糾紛確定訴訟當事人時，如果婚約當事人一方的父母給付或收受彩禮的，將其列為共同當事人，不僅符合習慣做法，也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實。
強化前端治理為愛“減負”
“從司法審判的角度，就是要通過案件審理，服務和保障高額彩禮問題的專項治理。”陳宜芳舉例介紹了人民法院對此類糾紛的訴源治理工作。福建省龍巖法院積極構建“五聯四化”訴源治理體系，結合辦理彩禮返還糾紛案件中的問題，指導部分轄區45個村將彩禮金額、隨禮數額納入到村規民約中，為愛“減負”，破解“天價彩禮”治理難題。
發布會上，民政部社會事務司司長王金華、全國婦聯家庭和兒童工作部副部長何敏分別介紹了兩部門開展前端治理工作情況。
“近年來，民政部以婚俗改革為抓手，大力推進移風易俗，扎實開展高額彩禮等婚俗陋習治理，有效減輕了群眾婚嫁負擔，文明健康婚俗新風正逐步形成。”王金華介紹說。
王金華說，2020年民政部印發《關于開展婚俗改革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先后分兩批確定了32個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指導各實驗區在倡導簡約適度婚俗禮儀、治理婚俗領域不正之風、培育文明健康婚俗理念等方面探索經驗、打造樣板。各級民政部門也確定了一大批不同層次的實驗單位。截至今年11月，全國共創建各類實驗單位1806家。
“各地常態化選樹了一批婚事新辦簡辦、‘低彩禮’和‘零彩禮’典型，逐步轉變群眾思想觀念。”王金華說，目前，內蒙古、黑龍江、山東等許多地方公布了彩禮、隨禮等倡導性標準。河北省河間市、江西省貴溪市等通過突出問題治理，當地婚事花費平均減少數萬元。
“2022年度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登記總數比2020年度下降43.79%。”王金華說，各地民政部門依托婚姻登記機關，與婦聯等單位積極探索為婚姻當事人提供婚姻家庭輔導服務。此外，各級民政部門還注重改革創新婚俗禮儀，培育文明向上的婚俗文化。
何敏介紹說，圍繞落實農業農村部等8部門關于開展高額彩禮、大操大辦等農村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部署，全國婦聯配合民政部門婚俗改革工作，2022年，在全國確定了64個移風易俗工作試點，探索立足婦聯職能優勢、推進移風易俗的有效模式。
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長吳景麗說，人民法院積極配合民政、婦聯等部門的前端治理工作，打好“組合拳”，妥善審理相關案件，依法平衡各方利益，推動文明鄉風建設。（記者 張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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