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孝”不提拔樂壞“孝子”貪官
張鵬
一個孝子是否會成為貪官？表面上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個不難回答的問題，人們通常愿意循著這樣的邏輯去思考：孝子能夠孝順父母，一定是個好人，好人當然不會貪污，換言之，孝子不會成為貪官或者說涉嫌貪腐的機率很小。不難發現，現實生活中持有類似看法的人還不少，這就注定“甘肅金昌出臺規定：提拔干部除了看其德、能、績，還要再看其孝敬父母的表現，不合格者將被一票否決”（《蘭州
晨報》11月13日）等新聞會不時出現在報端。
上述規定的制訂者和推動者似乎忘了如下兩位“孝子”貪官：成都市政府原副秘書長兼原市農牧局局長弓繼權和“四川第一貪”樂山市犍為縣原縣委書記田玉飛。從媒體報道以及有關傳言來看，他們的孝順自不待言，他們的貪腐卻也同樣令人目瞪口呆。由此可見，對父母的孝順與對金錢的貪欲完全可以在一個人身上并存。此前，有人曾就此討論貪官是否真孝順，以及孝順的內涵和外延，并由此得出貪官實際上并不孝順的結論，實際上，弓繼權和田玉飛的孝順在當地是得到認可的，他們的孝順行為符合大多數國人心目中的基本特征，因此，在這個問題上鉆牛角尖毫無意義。
中國社會歷來提倡孝道，比如漢朝曾經宣稱“以孝治天下”，皇帝授“王杖”給七旬老人以示優待，但是社會發展到今天，如果依然讓慈孝文化影響政治生活，更具體地說讓它影響干部的選拔任用，實際上對法治精神的傳播以及民主制度的進一步健全毫無益處。慈孝文化本屬私人領域，它更多地應該被限制在家庭倫理的范疇內；干部選拔則事關公共利益和國家機器能否高效正常運轉，兩者在本質上并無必然聯系。今時今日，以私域的倫理權衡公域中的人事，不但非常不妥，而且會產生一連串的后遺癥。
比如，我們不能忽視某些干部的“作秀”能力，他們可能平時并不孝順，關鍵時刻則頻頻作秀，博取“孝順”之名，為提拔加分，又比如某些干部本來平時不愿意對老人噓寒問暖，因為渴望提拔，不得不強迫自己在平時就積極努力做個形式上的孝子，上述兩種情況肯定是客觀存在的，而且無論是哪種情況都脫不了以提拔誘惑（或者說誘導）某些不具備孝子素質的官員去做“偽孝子”的嫌疑，規定會在執行過程中因為利益的原因被極度扭曲，這恐怕是有關部門不愿意看到卻無法避免的。
即使退一步而言，僅僅從規定的字面意思揣測，我們愿意承認相關規定在目的性上不乏善意，但是，這種善意其實也是一種降低標準、南轅北轍的善意。須知孝順與否，乃是社會對良好公民的要求，它在涉及的人群范圍上具有最廣泛的普遍性，官員自然應該在這個范圍之中。但是，官員作為服務于公眾的公仆，作為由納稅人供養的公職人員，不但首先應該是一位良好公民，而且應該在某些方面做得更好更優秀。甘肅金昌相關規定的出臺，則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本應該是自然而然理所當然的事情，如今居然需要納入組織考核的議程之中，是不是某些干部的道德觀念、家庭倫理觀念下降得太快了，以至于需要出臺強硬措施呢？“宿遷市委書記發帖評陋習：有些官員如廁不沖水”（《人民日報》11月13日）的新聞正好是另外一個佐證，原來某些干部的素質還真是令人咋舌，以后最好出臺一個規定：官員如廁不沖水，三年不得提拔。如此一來，估計會有效促進當地政府部門廁所的潔凈程度。
“不‘孝’不提拔”的規定能夠出臺，只是再次說明中國目前的干部選拔體系和標準仍然存在不少缺憾，而且相關探索和建設工作也處于搖擺不定、前瞻后顧的膠著階段，有相當一部分工作充斥著作秀和泡沫，并沒有真正產生積極有效的推動作用。在干部的選拔任用上，如果有關部門以“孝”與“不孝”的規定遴選人才，有可能因為參與競爭者的種種“小動作”，導致真正有才華的官員失去晉升機會，而那些能夠快速把自己打扮成“孝子”的腐敗分子則得以順利提拔，這對于國家和公眾來說，都是一種難言的痛楚。解除這種痛楚的方法只有一個，即建立健全科學有效力的官員選拔體系，將公眾監督與評價置于體系的重要環節，我們有理由相信，公眾不會對一個善于作秀能力低下的官員給予好評，同樣，公眾也不會因為能者的“孝順”形象不夠突出而將其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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