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伏羲多故里的根源
——我國上古時代存在漫長的“襲號”時代
安志宏

▲伏羲圣像
摘要:今天“伏羲東奔西走,黃帝四海為家,女媧遍地開花”。為什么遠古部族首領多故里,這是近年我們這個慕古民族熱議的話題。搞清我們祖先的來龍去脈,不僅可以避免制造虛假文化、全國爭祖先和祭祖泛祖化,而且有利于華夏民族同根、同祖和同源歷史的認同,有利于各民族大團結。通過多年探索,筆者認為遠古部族多故里,是上古時代先民經常遷徙的生活方式、“襲號”的社會風俗、無文字記載以及“口傳史”的傳統習慣等綜合因素的產物;“多代說”、“襲號制”、“名隨族遷”和“口傳史”是解開這一歷史現象的鑰匙。
關鍵詞:部族首領;多故里;襲號制;名隨族遷;口傳史
為什么我們上古部落聯盟首領多故里?這是我們這個慕古民族近年來熱議的一個話題。就拿人人皆知的伏羲、女媧、炎帝和黃帝這些我們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來說:伏羲氏活動的地方全國至少有四處:甘肅天水、河南淮陽、山東曲阜、河北新樂等;女媧故里在全國至少有六處:甘肅天水、山西萬榮、平利、河北涉縣、趙縣、山東鄒縣等;炎帝故里在全國至少有五處:甘肅天水神農山、陜西寶雞、湖北隨州、山西高平、湖南珠州等;黃帝故里有五處:甘肅天水、陜西寶雞、陜西黃陵、河南新鄭、山東曲阜等,如果算上建廟的地方,全國伏羲廟僅大陸就有二、三十處,炎帝、黃帝廟各十余處。面對如此多的先民故里,怎么解釋這一歷史現象呢!他們的故里到底在哪里呢?通過多年探索,我認為這種歷史現象的出現,是上古時代先民經常遷徙的生活方式、“襲號”的社會風俗、無文字記載以及“口傳史”的傳統習慣等綜合因素的產物;“多代說”,“襲號制”、“遷徙”、“名隨族遷”和“口傳史”是解開這一歷史現象的鑰匙。
一
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國家是夏朝,在“私有制”、“家天下”和“世襲制”出現之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存在過漫長的“襲號”時代,它是今天“多代伏羲”、“多代炎帝”和“多代黃帝”的歷史根源。事實上,在姓氏未出現之前,“襲號制”是我國原始部落時代和部落聯盟時代的普遍社會風俗和社會現象。例如:伏羲氏作為我國原始社會的氏族首領,經歷了千年以上的“襲號”階段,襲用伏羲名號的氏族血緣部落,至少傳了十五代。據《遁甲開山圖》的作者研究并記載:“女媧氏歿,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粟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凡十五代,襲庖犠氏之號。一千陸佰年”。我們暫且不論這種次序的正確否,綜合各種版本的歷史記載,古人和今人的研究表明:庖犠即伏羲,伏羲氏經歷了十五代,他們無論哪一代的繼承者,都打著一個旗號,即“伏羲”。
除了以上的記載外,另據《竹書紀年•太昊伏羲》記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五年陟”。類似記載還見于唐代史學家司馬貞補作《史記》之《三皇本紀》和中國歷代多種歷史典籍中。
關于炎帝,《帝王世紀》言傳八世,共五百三十年;另據《呂氏春秋》記載:“神農氏十七世有天下”。關于黃帝,《古本竹書紀年》載“黃帝至禹為三十”,《春秋命歷序》記“黃帝傳世”、“或云十八世”;另外,關于“黃帝一世說”的記載見于《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晉人皇甫謐的話說“(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史記五帝本紀》載有黃帝世系,目前學術界認可程度低,這里不再贅述。
依據今天人類學、醫學和考古學的研究成果看:上古之世,人類自身受生存條件的限制,病亡率高,壽命普遍短。中外專家對考古發掘出的上萬片人骨進行研究和鑒定,結果百歲者無一人,當時人們的平均壽命僅為三十四點三歲。所以,上引的《竹書紀年•太昊伏羲氏》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帝王世紀》言炎帝八世共五百三十年,或說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等等。我覺得這些記載值得商榷。如果按五百三十年,八代計算,平均每代是六十六點二五年;晉皇甫謐言黃帝年百一十一歲之說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若按人均三十四點三歲的平均年齡推算,我傾向于炎帝十七世說,黃帝十八世說,它較符合歷史事實。
從上述的有關伏羲氏、炎帝和黃帝的有關歷史記載資料、綜合民俗學和口傳史料等看:我國上古時代三位部落聯盟首領,在中國上古史上分別延續了十五代、十七代和十八代,而無一例外地都是襲太皞“伏羲”、神農“炎帝”和軒轅“黃帝”的號的。盡管后世有的史書對三位先哲稱呼、記載在不同時期的書寫不盡相同,但并未影響后人對他們的認同。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我國上古時代存在過漫長的“襲號”時代,“襲號”是形成我國“多個伏羲”、“多個炎帝”和“多個黃帝”的歷史根源。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全國各地的伏羲、炎帝和黃帝并非是同一個人,他們是“多代伏羲”、“多代炎帝”、“多代黃帝”中,非同(不同時期)的一代,而是有著血緣關系的,襲著同一號的祖先和后代的關系;也就是襲著同一“名號”,遷徙在不同地域(空間)的隔代先哲。就如同今天我們稱美國的“老羅斯福”,“小羅斯福”;“老布什”、“小布什”一樣,他們絕非同代人,而是父子關系。
類似的例子還有,如中國歷史上孔子后裔分布在全國三處,均襲“衍圣公”號。臺灣的孔德成,今天“精神權杖”的現在持有者,他是抗戰后被蔣介石挾持到臺灣的;孔祥楷,今天南孔的正宗傳人,是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孫孔端友襲封“衍圣公”。1128年,由于金兵侵宋,孔端友應高宗趙構之詔,南渡居衢州。孔端友成為孔氏南宗始祖,這一宗歷經六代“衍圣公”,約兩百年。同時,金國也命孔端友的同父異母弟弟孔端操襲封“衍圣公”,以主持曲阜孔廟祭祀。孔端操成為北宗之傳人;而后蒙古軍隊占領曲阜,又立孔之全為“衍圣公”,這樣,蒙古、金、南宋三國并立之時,曾出現“天有三日”——三個“衍圣公”的局面。這是歷史與人為因素造成的。但孔子只有一個,故里僅有一處,曲阜因孔子而存在,其他則均為后裔。今天大陸有二十多處與伏羲有關的廟宇,臺灣、日本和南韓也建有伏羲廟,但我們不能說:他們就是伏羲故里,充其量只能是伏羲后人紀念伏羲的宗廟(或家廟)而已!
二
遷徙、“宗廟隨族遷”等,是伏羲、炎帝和黃帝多故里的根本原因。
原始先民因為生產力低下的緣故,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隨著生存環境的惡化,被迫遷徙是經常的。史書記載的“遷徙往來無常處”,“撫萬民,度四方”。“逐水草而生”,生無定所,居無定處,正是上古先民的生存寫照。史學界普遍認為:伏羲、炎帝和黃帝早期均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渭河流域(古姬水)則是他們主要活動的地區,因為那里的土質屬黃土,土層厚,適宜于農耕和制陶;渭水流域的氣候也適宜于人類生存,因為它位于秦嶺南北,地跨長江黃河兩大水系,溫暖濕潤的氣候,是最適宜于人類居住的。從考古發掘出的距今八千年前的大地灣和圪垯川遺址,再綜合周邊地區五百多處遺址看,這里的原始農業和制陶業已相當發達。僅從發掘量占百分之零點五的大地灣遺址看,就出土八千余件文物,(注)同時出土了粟等糧食作物。文獻資料對伏羲生活在這一代亦有記載: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今甘肅天水市),徙治陳倉(今陜西寶雞,與天水為鄰)”。鄭樵《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紀,作都于陳”的記載。《繹史》卷三亦云:“伏犧生成紀,徙治陳倉”。《帝王世紀》云:“庖犧氏(伏羲)稱太昊,都陳”。《太平御覽》卷七十八亦謂:“仇夷山(今天水西南),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犧生處”。《三皇本紀》曰:伏犧“都于陳,東封太山,立百一十一年崩”。《三皇本紀》注引晉人皇甫謐曰:“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綱鑒易知錄》也云:華胥氏“生(伏羲)帝于成紀”。漢代緯書《河圖稽命微》云:“華胥于雷澤履大人跡,而生伏羲于成紀”等等。關于伏羲除史書記載外,天水還有大量遺址、地名和傳說。如:卦臺山、安伏、龍馬洞、封姓石、風瑩、風臺、大風臺、唐家風臺、風溝、葫蘆河、雷澤、仇池山、伏羲廟、隴城以及實物八卦灶、八卦雞罩等等。
關于炎帝和黃帝,因于《世本》的記載,后不絕于史書,如:《世本•氏姓篇》記:“姜氏,炎帝生于姜水,因氏焉”。《國語•晉語》曰:“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帝王世紀》云:“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水經注•渭水》載:“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今天水市市府所在地)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北外,未知孰是也”。《漢書人表考》卷一記載:“少典娶有蟜氏,名附寶,`……以戊巳日生黃帝與天水。”《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宋•劉恕《通鑒外記》“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天水除了“軒轅谷”等遺存外,還保存有“軒轅窯”、“軒轅丘”、“三皇谷”(三皇溝)、“三皇廟”等遺址。另據《大戴禮•帝系》云:“黃帝居軒轅之丘”。《山海經•大荒西經》云:“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敢向西”。《淮南子•地墜訓》曰:“轅之丘在西方”。《史記•天官書》云:“軒轅黃龍體”。《穆天子傳》載:周穆王“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史記•封禪書》記:“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史記•封禪書》又記:秦文公十年(前756年),《秦本紀》記:秦德公二年(前677年),兩公分別設祠祭祀伏羲。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秦人在天水時祭祀伏羲,當勢力發展到關中時,開始祭祀黃帝和炎帝了。古昆侖山,這里需要說明,由于古人受地理條件的限制,目及受到局限,昆侖山指的不是今天更西邊的昆侖山,而是今天天水南的嶓冢山(長江、黃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或甘肅河西的祁連山。可見,炎帝、黃帝氏族作為中國西部的重要民族——羌族的杰出首領,源于西方無疑。另外還需要說明的是:姬水即今天的渭水,“渭水”之名見于史書較晚,渭水源于甘肅渭源,天水是姬水的主要流經區域。但姜水究竟在哪里,卻一直眾說紛紜。迄今有這么幾種說法:一說源于今天水西南嶓冢山(即今天的齊壽山,古之昆侖山)南的西漢水。西漢水古代稱漾水,歷史上姜、羌同音同意,均指牧羊人或牧羊女;漾指以羊肉為主食的人民所生活棲居的流域。二說源于西和、禮縣(歷史上均屬于天水管轄縣)乃至岷縣境內。《漢水•地理志•隴西郡》上說:“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陰平至岷縣在六百里范圍之內。而西和仇池山,即古常羊山。三說在清水縣境內。《水經注》及《中國歷史地圖》上,所繪姜水亦位渭水之北,與此說相合。除上述三種說法外,還有寶雞等地之說。但無論哪一說,大都未出隴右。
以上史書記載、考古發掘材料、歷史遺址和口傳史等綜合說明伏羲、炎帝和黃帝最初(第一、二代)生活于甘肅天水、陜西一帶黃土高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馬世長曾說:“華夏文明根在天水”。我認為:天水乃中華民族之搖籃和重要起源地,先民后來沿渭水北道(關隴北道)和渭水南道(關隴南道和蜀隴道)(注一)東遷、南移,活動范圍擴大,逐漸到關中(中原)東部地區,西南巴蜀和云貴更廣大地區。
今天除了廣大的漢民族尊奉伏羲為自己的祖先外,許多少數名族也尊奉伏羲為自己的先人。西南的苗彝族有許多祖先伏羲的傳說,其習俗從保存至今的占卜活動和彝族古文字上也有反映;(
二)青海和西藏等地區有許多伏羲傳說和遺存,新疆地區吐魯番、阿斯塔那哈和卓古墓群中均出土伏羲女媧圖以及保留有“八卦城”等等。《通志》等許多史書均有“伏羲,生于成紀(天水),作都于陳(今陜西鳳翔等地)”的描述。這正是一個部族整體遷徙的寫照。事實上,伏羲氏族最初生活于天水一帶,逐漸沿河谷向東遷徙到“陳”。“陳”即東邊的土地之意。其“陳”字亦說明伏羲是由西邊向東發展和遷徙的。歷史上因為災荒或戰爭的原因,文明中心進行整體遷徙的事例是不乏的,后世周族的遷徙,殷人頻頻遷都,秦人由天水東擴的現象,給我們許多啟發,只不過前者遷徙為了生計,而后者遷徙則是政治因素占了上風罷了!
“遷徙”是古代部落氏族時代的生存方式,正是“逐水草而生”的生活方式,形成早期人類社會的流動性大的特征。古代先民經常流動的原因,概括起來有下面幾個方面:一是早期部族、族團因為近冰期的逐漸臨近,迫使高緯度地帶先民逐步向南、向東移動。這種受氣候影響遷徙幅度大,范圍很廣。二是水災,從上古神話傳說、史載和口傳文學綜合看,遠古時代水患嚴重,往往水災造成先民流離失所,四處逃散。家喻戶曉的“女媧煉石補天”、“大禹治水”的故事等,就反映了當時的情景。三是火災,因為雷電,或人類自身管火不慎造成的火災,只能迫使整族遷徙,逃離火海。大地灣遺址距今約4800年前出現斷層,而F901原始“宮殿”殘存的柱基等綜合考證,正是毀于大火;同時,還有森林大火等等。四是旱災,自然生態遭到破壞。與水災相對的自然氣候變化形成的旱災,在歷史上曾頻繁發生過,史書記載的“赤地千里”、“天有九日”、“后羿射日”等反映的就是旱災,旱災造成缺水,人類在當地無法生存,迫使遷徙。五是地震,地震造成人類遷徙的例子在中外歷史上有很多,例如秦州(今天水)因地震曾一度搬遷到秦安縣等。六是動物侵擾,史書關于“獸多人少”以及人受其害的記載與傳說不少,韓非子的《五囊》等先秦典籍中均有記述。七是外族入侵和部落之間的戰爭。這類事實不絕于“口頭文學”和史書,炎黃蚩尤之間的結盟與戰爭,炎黃聯盟大敗蚩尤,“炎黃大戰”、“中原逐鹿”等等,正是這種歷史進程中的真實反映。八是氏族、部落內部的分裂發展。氏族內部分裂有復雜的原因,有婚姻的,有爭酋長或族長的,有因犯“族規”被族群驅逐的等等。無論哪一種原因造成氏族內部分裂,但歸根結底還是生產力的進步和人口的增值是主要原因。氏族的裂變和數量的快速增加,粗放的生產經營方式,部落之間為了爭取更大更優的生存空間,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聯盟,進而發展成為幾個龐大的部落集群。幾個巨大的能起社會發展導向作用的部族集群之間,為了進一步爭得社會的控制權力,在聯盟、分裂和戰爭交替的巨大沖突中,不斷地聯合、分裂和兼并,遷徙和擴張。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部落無論因為上述八種原因中的哪一種原因遷徙,怎么遷徙,遷到哪里,他們都“襲”著原部落的“號”,這就是上古部落多故里的最根本的原因。
另外,中華民族還有一個“廟隨族遷”的風俗,法祖,承繼祖先遺訓,是不敢輕易逾越的,牽扯到族群安危的大事,族群遷徙時,一定要帶上自己的祖先(靈魂),六千年的半坡人、八千年的大地灣人,把死去的親人埋葬于房前屋后,甚而葬在室內,期望方便的時候和死者會面。這也是造成今天各地多敬一神的原因。如前文所述,秦人在天水故地除祭天(天臺山,在今天禮縣洪河),再就是祭祀伏羲和伏羲后裔的“少皞”,當其勢力拓展到關中后,又在關中(陜西)設“鄜疇”、“伏祠”祭祀伏羲(注);到秦靈公時,卻在吳陽作上疇祭祀黃帝,作下疇祭祀炎帝。伏羲本是大陸的,今天臺灣、南韓、日本等處均有伏羲廟,僅大陸就有二、三十處祭祀伏羲的廟宇。紀信是天水人,諸葛亮是山東人,關公本是山西人,但全國不少地方建有紀信祠、關公廟和諸葛廟(祠),這些歷史現象說明,崇祖、遷徙和后來“廟隨族遷”的風俗,才造成了上古部落首領多故里。因此,我們說:“法祖”、“遷徙”和“廟隨族遷”的歷史風俗,是今天我國上古領袖人物出現多處故里的第二大歷史根源。
三
“襲號制”是人類童年歷史的特有現象,它產生和存在的基礎是部落聯盟時代的氏族公有制,同時,它是以“血緣”為紐帶,以族居為前提條件的。“襲號制”是與氏族公有制度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在“私有制”、“家天下”、“世襲制”和姓氏未出現之前,“襲號”是氏族部落制度下的一種普遍社會現象,在我國原始部落時代廣泛存在并經歷過一個漫長的“襲號時代”。
“襲號制”是中國上古原始社會氏族制度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和反映。“襲號制”是“世襲制”出現之前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在姓氏未出現之前,“襲號”的民族風俗是人們區別不同部落、人之間唯一辦法。“號”是部落所共有的,“號”最初是一個部落先民中最有影響的人的人名,以后逐漸被本部族首領和部落共有并世襲。在家族私有制出現之前,“襲號”是部落聯盟時代普遍存在的,就是在中國后來的階級社會中,這種歷史遺存仍有延續,它以“襲官職”、“襲名號”、“襲商號”和“襲門頭”的形式被保存于至今社會。最典型的例子是封建朝廷的史官是世代相傳的,“號”曰“太史公”,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就是襲其父司馬炎而繼為太史公的。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出土于陜西法門寺的“微氏銅器”,記載了一個周微氏,世代為人作冊襲號的事,自甲微至牆,歷六世。即: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亞祖祖辛、文考乙公、牆,六代均襲“微”號。又如:天水市秦州區華岐鎮有一位醫療世家,他家祖傳專治跌打損傷,醫術只傳男,不傳女,已傳多代,代代均襲“秦和”號,至今已歷多代“秦和”。再如商號,目前國內有許多家祖傳商號,國人習慣稱“老字號”,大家熟悉的“王致和”、“狗不理”、“全聚德”等,就是一個“老字號”,我個人認為:上舉幾例就是上古時代“襲號制”在今天現存的孑遺。
由此可見,“襲號”的歷史風俗,是形成我國上古先哲“多個”和“多故里”的歷史根源。就拿“人文始祖”伏羲為例,其故里已經爭論多年了,近年來,隨著國內外伏羲文化研究的深入,學者才普遍認為:伏羲生于成紀(天水),建都于陳(今寶雞),后襲“陳”于淮陽。事實上,天水為第一代伏羲,第二或第三代都于陳,陳即今天鳳翔、寶雞一代,第四、第五代,或者更晚一點的代才擴展到淮陽建都;寶雞是最初的“陳”,遷都淮陽僅僅是襲“陳”。這些認識是史學家、民俗學家和地理學家綜合研究得出的結果。江澤民同志視察天水時,題寫了“羲皇故里”;朱镕基為淮陽題寫了“伏羲故都”,算是伏羲故里之爭的公案被暫時斷定。但是,炎帝、黃帝故里在哪里?仍然迄今爭論不休,如何解決這一歷史遺留的老問題呢?我認為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唯一出路。否則,不問源頭,不問那一代祖先,盲目為了商業利益,單純爭祖先的局面還將持續下去。文化的“高臺”搭得越來越離譜,經濟的“大戲”肯定也沒法唱下去,而且還會制造虛假的文化記憶,貽誤子孫,糟蹋文化。這將對于歷史、學風和社會風氣都是無益的,對祖先也是不負責人和不敬的,再說,最終也是爭不出眉目的。
怎樣才能(具體)解決這一歷史公案呢?筆者認為:“襲號制”是解開這一問題的關鍵;遷徙和“廟隨族遷”是原因;“無文字”記載階段的“口傳史”是鑰匙。
從歷史的長河看:人類的歷史約300萬年(非洲肯尼亞人),人類的文明史約8000——10000年,人類使用文字的歷史不足5000年。人類紙張出現2000年,印刷出現1000余年,人類最初不僅沒有文字,就連語言這種最普遍的交流形式,也出現很晚。在人類自身進化過程中,人們需要合作,逐漸以手勢,夾雜簡單的口型,正是這種肢體“語言”的使用,慢慢促成了語言的出現,語言出現并成為交流工具后,成為人類最早的“記史”形式。傳唱、口耳代代相傳,(注)為我們保留了大量人類早期歷史,“口耳相傳記史”的形式,在人類歷史上是很漫長的。后來逐漸出現圖畫和符號,文字出現后,史家、學者對遠古僅遺傳的神話、傳說等,經過研究、甄別,逐漸部分地把“口傳史”記錄在文字里,但因為(零星)圖畫、“符號”和文字量小,加上書寫材料的困難,對于鮮活的“口傳史”來說,簡直就是冰山一角。
世界上目前有6000多種語言,2500多個民族,但是有文字的民族僅2197個。再從文字發展史看:中國能夠記錄歷史且成熟的文字,要算商周時代的甲骨文了。盡管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出了多處有關陶器符號。如:吳陽賈湖、大地灣、前仰韶文化的西山坪、師趙村、老關臺、仰韶文化中晚期許多遺址,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從發掘地域看,分布很廣,從甘肅天水、陜西寶雞,一直延伸到河南、山東等廣闊地區;從時間延續看:從8000多年——4000多年左右。對于“陶器符號”,研究者普遍認為它是我國早期文字的雛形。史書記載:“唯殷先人,有典有冊”,商朝甲骨文是一種成熟的文字。應該說在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文字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很明顯,在甲骨文之前我國文字發展有缺環。
從我們追溯文字起源的歷史看,文字產生不足5000年,它對于人類幾百萬年的活動和人類童年的豐富生動的歷史來說,不僅記載有限,而且也是大大滯后的。基于上述思考,我認為語言早于文字在人類歷史上的客觀事實,以及“口傳史”在人類文明傳承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們在研究上古史時,應該給予重視。據許多民俗調查表明,人類早期的一切大事,都保留在世代相傳的記憶里,它是由上一輩用口傳的方式傳給下一輩或隔代的一輩(即孫輩),這種口傳史時代,在人類存在過漫長的時期。從“口傳史”時代,到“結繩記事”,再到“刻劃”(最初是墻壁或什么能刻畫的地方)“刻木”記事階段,就是文字出現的前夜了。陶器發明后,先民把刻寫的材料由木器擴大到陶器上,這樣,陶器耐于木器才得以保留(至今)面世,這就是(今天)我們前面說過的陶器符號。
探討了文字的歷史,我們再來討論我們的論題。從上述文字發展的簡單歷程看:人類童年經歷了“口傳史”、“結繩記事”和“刻木(刻陶)記事”等不同時代,加之“口傳史”的歷史歷經幾百萬年的緣故,才使沒有歷史“坐標”,沒有歷史記年,代代相傳的“口頭”保
注: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甘南等地藏民,隴南“白馬族”,甘肅張掖裕固族等無文字,至今仍以傳唱的形式保留歷史。
存歷史且慕古的中華民族,一方面保存了大量鮮活的珍貴歷史;另一方面也造成許多錯亂、不符合歷史次序和有很大缺陷的歷史。盡管歷代史家費了大量精力,進行了大量的考證和研究,還是難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造成今天我們對人類早期歷史認識的許多困難,形成部落領袖多個故里,出現了不問源頭,盲目爭祖先的頻頻歷史局面。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我想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對未知世界認識的不斷深化,地下發掘資料的豐富和系統科學地應用,采用多學科攻堅的合作方式;利用碳十四、古樹年輪地磁和環境學等手段,“地下史”(考古學)、文學(史料)資料和“口傳史”(鮮活的、保留在民間的)等資料的綜合利用;結合邏輯等推論的形式,進行多角度、多形式的綜合研究,我想歷史的本來面目將會被揭開!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世代相傳的“口傳史”盡管有許多缺陷和誤差,但它畢竟提供了歷史信息,包涵了歷史的因子,它是今天我們探索人類童年歷史的正確方向,也是我們追尋人類童年無文字記載歷史階段的鑰匙和有效線索。(二)中外歷史研究表明:原始先民在人類童年是無法生活在濕地和平原的,他們早期均生活在高緯度,隨著氣候的突變(冰期臨近),迫使他們向南遷徙,逐漸生活在北方的臺地上。無論是古埃及人、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人還是古印度人、中國的大地灣、圪垯川先民,他們早期都無一例外地居住生活在臺地、小溪旁,隨著生產的發展、人類生活經驗的積累和人口的繁衍,先民們才逐漸地向視野開闊的川區、河谷地遷徙,這是與當時開闊地多沼澤、水草和森林茂密有關系的。平原、大川的開發,是伴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火的使用和人口的增殖才逐漸實現的。
結 語
近年來,全國各地爭祖先爭得沸沸揚揚,祭祖泛祖化現象風靡全國。搞清我們祖先的來龍去脈,有利于正本清源,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利于華夏民族同根、同祖和同源歷史的認同,有利于民族大團結。但就目前國內情況看:伏羲、女媧、炎帝和黃帝多故里的現象亦然存在。為什么會出現“先哲”多個故里的現象呢?本文作了初步的探討。如何徹底搞清這一歷史現象呢?我認為有賴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中華民族的崇古心里是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的。孔廟全國幾百處,為什么沒有人去爭孔子故里呢!因為孔子故里在曲阜是清楚的。今天我們提倡建立和諧社會,要凝聚海內外華人的力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同根、同祖和同源”的民族意識以及傳統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為此,我們應該加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和實施,從根本上弄清這一歷史話題,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利于凝聚海內外華人的力量,有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