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伏羲多故里的根源
——我國上古時代存在漫長的“襲號”時代
安志宏
▲伏羲圣像
摘要：今天“伏羲東奔西走，黃帝四海為家，女媧遍地開花”。為什么遠古部族首領多故里，這是近年我們這個慕古民族熱議的話題。搞清我們祖先的來龍去脈，不僅可以避免制造虛假文化、全國爭祖先和祭祖泛祖化，而且有利于華夏民族同根、同祖和同源歷史的認同，有利于各民族大團結。通過多年探索，筆者認為遠古部族多故里，是上古時代先民經常遷徙的生活方式、“襲號”的社會風俗、無文字記載以及“口傳史”的傳統習慣等綜合因素的產物;“多代說”、“襲號制”、“名隨族遷”和“口傳史”是解開這一歷史現象的鑰匙。
關鍵詞：部族首領；多故里；襲號制；名隨族遷；口傳史
為什么我們上古部落聯盟首領多故里？這是我們這個慕古民族近年來熱議的一個話題。就拿人人皆知的伏羲、女媧、炎帝和黃帝這些我們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來說：伏羲氏活動的地方全國至少有四處：甘肅天水、河南淮陽、山東曲阜、河北新樂等；女媧故里在全國至少有六處：甘肅天水、山西萬榮、平利、河北涉縣、趙縣、山東鄒縣等；炎帝故里在全國至少有五處：甘肅天水神農山、陜西寶雞、湖北隨州、山西高平、湖南珠州等；黃帝故里有五處：甘肅天水、陜西寶雞、陜西黃陵、河南新鄭、山東曲阜等，如果算上建廟的地方，全國伏羲廟僅大陸就有二、三十處，炎帝、黃帝廟各十余處。面對如此多的先民故里，怎么解釋這一歷史現象呢！他們的故里到底在哪里呢？通過多年探索，我認為這種歷史現象的出現，是上古時代先民經常遷徙的生活方式、“襲號”的社會風俗、無文字記載以及“口傳史”的傳統習慣等綜合因素的產物；“多代說”，“襲號制”、“遷徙”、“名隨族遷”和“口傳史”是解開這一歷史現象的鑰匙。
一
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國家是夏朝，在“私有制”、“家天下”和“世襲制”出現之前，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存在過漫長的“襲號”時代，它是今天“多代伏羲”、“多代炎帝”和“多代黃帝”的歷史根源。事實上，在姓氏未出現之前，“襲號制”是我國原始部落時代和部落聯盟時代的普遍社會風俗和社會現象。例如：伏羲氏作為我國原始社會的氏族首領，經歷了千年以上的“襲號”階段，襲用伏羲名號的氏族血緣部落，至少傳了十五代。據《遁甲開山圖》的作者研究并記載：“女媧氏歿，大庭氏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粟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陰康氏、朱襄氏、無懷氏、凡十五代，襲庖犠氏之號。一千陸佰年”。我們暫且不論這種次序的正確否，綜合各種版本的歷史記載，古人和今人的研究表明：庖犠即伏羲，伏羲氏經歷了十五代，他們無論哪一代的繼承者，都打著一個旗號，即“伏羲”。
除了以上的記載外，另據《竹書紀年•太昊伏羲》記載：伏羲“在位一百一十五年陟”。類似記載還見于唐代史學家司馬貞補作《史記》之《三皇本紀》和中國歷代多種歷史典籍中。
關于炎帝，《帝王世紀》言傳八世，共五百三十年；另據《呂氏春秋》記載：“神農氏十七世有天下”。關于黃帝，《古本竹書紀年》載“黃帝至禹為三十”，《春秋命歷序》記“黃帝傳世”、“或云十八世”；另外，關于“黃帝一世說”的記載見于《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晉人皇甫謐的話說“（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史記五帝本紀》載有黃帝世系，目前學術界認可程度低，這里不再贅述。
依據今天人類學、醫學和考古學的研究成果看：上古之世，人類自身受生存條件的限制，病亡率高，壽命普遍短。中外專家對考古發掘出的上萬片人骨進行研究和鑒定，結果百歲者無一人，當時人們的平均壽命僅為三十四點三歲。所以，上引的《竹書紀年•太昊伏羲氏》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帝王世紀》言炎帝八世共五百三十年，或說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等等。我覺得這些記載值得商榷。如果按五百三十年，八代計算，平均每代是六十六點二五年；晉皇甫謐言黃帝年百一十一歲之說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若按人均三十四點三歲的平均年齡推算，我傾向于炎帝十七世說，黃帝十八世說，它較符合歷史事實。
從上述的有關伏羲氏、炎帝和黃帝的有關歷史記載資料、綜合民俗學和口傳史料等看：我國上古時代三位部落聯盟首領，在中國上古史上分別延續了十五代、十七代和十八代，而無一例外地都是襲太皞“伏羲”、神農“炎帝”和軒轅“黃帝”的號的。盡管后世有的史書對三位先哲稱呼、記載在不同時期的書寫不盡相同，但并未影響后人對他們的認同。由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我國上古時代存在過漫長的“襲號”時代，“襲號”是形成我國“多個伏羲”、“多個炎帝”和“多個黃帝”的歷史根源。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全國各地的伏羲、炎帝和黃帝并非是同一個人，他們是“多代伏羲”、“多代炎帝”、“多代黃帝”中，非同（不同時期）的一代，而是有著血緣關系的，襲著同一號的祖先和后代的關系；也就是襲著同一“名號”，遷徙在不同地域（空間）的隔代先哲。就如同今天我們稱美國的“老羅斯福”，“小羅斯福”；“老布什”、“小布什”一樣，他們絕非同代人，而是父子關系。
類似的例子還有，如中國歷史上孔子后裔分布在全國三處，均襲“衍圣公”號。臺灣的孔德成，今天“精神權杖”的現在持有者，他是抗戰后被蔣介石挾持到臺灣的；孔祥楷，今天南孔的正宗傳人，是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孫孔端友襲封“衍圣公”。1128年，由于金兵侵宋，孔端友應高宗趙構之詔，南渡居衢州。孔端友成為孔氏南宗始祖，這一宗歷經六代“衍圣公”，約兩百年。同時，金國也命孔端友的同父異母弟弟孔端操襲封“衍圣公”，以主持曲阜孔廟祭祀。孔端操成為北宗之傳人；而后蒙古軍隊占領曲阜，又立孔之全為“衍圣公”，這樣，蒙古、金、南宋三國并立之時，曾出現“天有三日”——三個“衍圣公”的局面。這是歷史與人為因素造成的。但孔子只有一個，故里僅有一處，曲阜因孔子而存在，其他則均為后裔。今天大陸有二十多處與伏羲有關的廟宇，臺灣、日本和南韓也建有伏羲廟，但我們不能說：他們就是伏羲故里，充其量只能是伏羲后人紀念伏羲的宗廟（或家廟）而已！
二
遷徙、“宗廟隨族遷”等，是伏羲、炎帝和黃帝多故里的根本原因。
原始先民因為生產力低下的緣故，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隨著生存環境的惡化，被迫遷徙是經常的。史書記載的“遷徙往來無常處”，“撫萬民，度四方”。“逐水草而生”，生無定所，居無定處，正是上古先民的生存寫照。史學界普遍認為：伏羲、炎帝和黃帝早期均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渭河流域（古姬水）則是他們主要活動的地區，因為那里的土質屬黃土，土層厚，適宜于農耕和制陶；渭水流域的氣候也適宜于人類生存，因為它位于秦嶺南北，地跨長江黃河兩大水系，溫暖濕潤的氣候，是最適宜于人類居住的。從考古發掘出的距今八千年前的大地灣和圪垯川遺址，再綜合周邊地區五百多處遺址看，這里的原始農業和制陶業已相當發達。僅從發掘量占百分之零點五的大地灣遺址看，就出土八千余件文物，（注）同時出土了粟等糧食作物。文獻資料對伏羲生活在這一代亦有記載：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成紀（今甘肅天水市），徙治陳倉（今陜西寶雞，與天水為鄰）”。鄭樵《通志》也有：“伏羲，生于成紀，作都于陳”的記載。《繹史》卷三亦云：“伏犧生成紀，徙治陳倉”。《帝王世紀》云：“庖犧氏（伏羲）稱太昊，都陳”。《太平御覽》卷七十八亦謂：“仇夷山（今天水西南），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犧生處”。《三皇本紀》曰：伏犧“都于陳，東封太山，立百一十一年崩”。《三皇本紀》注引晉人皇甫謐曰：“伏羲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陽高平之西也。”《綱鑒易知錄》也云：華胥氏“生（伏羲）帝于成紀”。漢代緯書《河圖稽命微》云：“華胥于雷澤履大人跡，而生伏羲于成紀”等等。關于伏羲除史書記載外，天水還有大量遺址、地名和傳說。如：卦臺山、安伏、龍馬洞、封姓石、風瑩、風臺、大風臺、唐家風臺、風溝、葫蘆河、雷澤、仇池山、伏羲廟、隴城以及實物八卦灶、八卦雞罩等等。
關于炎帝和黃帝，因于《世本》的記載，后不絕于史書，如：《世本•氏姓篇》記：“姜氏，炎帝生于姜水，因氏焉”。《國語•晉語》曰：“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濟也”。《帝王世紀》云：“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水經注•渭水》載：“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今天水市市府所在地）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北外，未知孰是也”。《漢書人表考》卷一記載：“少典娶有蟜氏，名附寶，`……以戊巳日生黃帝與天水。”《史記》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宋•劉恕《通鑒外記》“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生帝于軒轅之丘，因名軒轅，姓公孫”。天水除了“軒轅谷”等遺存外，還保存有“軒轅窯”、“軒轅丘”、“三皇谷”（三皇溝）、“三皇廟”等遺址。另據《大戴禮•帝系》云：“黃帝居軒轅之丘”。《山海經•大荒西經》云：“西王母之山有軒轅臺，射者不敢向西”。《淮南子•地墜訓》曰：“轅之丘在西方”。《史記•天官書》云：“軒轅黃龍體”。《穆天子傳》載：周穆王“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史記•封禪書》記：“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史記•封禪書》又記：秦文公十年（前756年），《秦本紀》記：秦德公二年（前677年），兩公分別設祠祭祀伏羲。由此我們也可以得出：秦人在天水時祭祀伏羲，當勢力發展到關中時，開始祭祀黃帝和炎帝了。古昆侖山，這里需要說明，由于古人受地理條件的限制，目及受到局限，昆侖山指的不是今天更西邊的昆侖山，而是今天天水南的嶓冢山（長江、黃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或甘肅河西的祁連山。可見，炎帝、黃帝氏族作為中國西部的重要民族——羌族的杰出首領，源于西方無疑。另外還需要說明的是：姬水即今天的渭水，“渭水”之名見于史書較晚，渭水源于甘肅渭源，天水是姬水的主要流經區域。但姜水究竟在哪里，卻一直眾說紛紜。迄今有這么幾種說法：一說源于今天水西南嶓冢山（即今天的齊壽山，古之昆侖山）南的西漢水。西漢水古代稱漾水，歷史上姜、羌同音同意，均指牧羊人或牧羊女；漾指以羊肉為主食的人民所生活棲居的流域。二說源于西和、禮縣（歷史上均屬于天水管轄縣）乃至岷縣境內。《漢水•地理志•隴西郡》上說：“羌水出塞外，南至陰平入白水，過郡三，行六百里”。陰平至岷縣在六百里范圍之內。而西和仇池山，即古常羊山。三說在清水縣境內。《水經注》及《中國歷史地圖》上，所繪姜水亦位渭水之北，與此說相合。除上述三種說法外，還有寶雞等地之說。但無論哪一說，大都未出隴右。
以上史書記載、考古發掘材料、歷史遺址和口傳史等綜合說明伏羲、炎帝和黃帝最初（第一、二代）生活于甘肅天水、陜西一帶黃土高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教授馬世長曾說：“華夏文明根在天水”。我認為：天水乃中華民族之搖籃和重要起源地，先民后來沿渭水北道（關隴北道）和渭水南道（關隴南道和蜀隴道）（注一）東遷、南移，活動范圍擴大，逐漸到關中（中原）東部地區，西南巴蜀和云貴更廣大地區。
今天除了廣大的漢民族尊奉伏羲為自己的祖先外，許多少數名族也尊奉伏羲為自己的先人。西南的苗彝族有許多祖先伏羲的傳說，其習俗從保存至今的占卜活動和彝族古文字上也有反映；（
二）青海和西藏等地區有許多伏羲傳說和遺存，新疆地區吐魯番、阿斯塔那哈和卓古墓群中均出土伏羲女媧圖以及保留有“八卦城”等等。《通志》等許多史書均有“伏羲，生于成紀（天水），作都于陳（今陜西鳳翔等地）”的描述。這正是一個部族整體遷徙的寫照。事實上，伏羲氏族最初生活于天水一帶，逐漸沿河谷向東遷徙到“陳”。“陳”即東邊的土地之意。其“陳”字亦說明伏羲是由西邊向東發展和遷徙的。歷史上因為災荒或戰爭的原因，文明中心進行整體遷徙的事例是不乏的，后世周族的遷徙，殷人頻頻遷都，秦人由天水東擴的現象，給我們許多啟發，只不過前者遷徙為了生計，而后者遷徙則是政治因素占了上風罷了！
“遷徙”是古代部落氏族時代的生存方式，正是“逐水草而生”的生活方式，形成早期人類社會的流動性大的特征。古代先民經常流動的原因，概括起來有下面幾個方面：一是早期部族、族團因為近冰期的逐漸臨近，迫使高緯度地帶先民逐步向南、向東移動。這種受氣候影響遷徙幅度大，范圍很廣。二是水災，從上古神話傳說、史載和口傳文學綜合看，遠古時代水患嚴重，往往水災造成先民流離失所，四處逃散。家喻戶曉的“女媧煉石補天”、“大禹治水”的故事等，就反映了當時的情景。三是火災，因為雷電，或人類自身管火不慎造成的火災，只能迫使整族遷徙，逃離火海。大地灣遺址距今約4800年前出現斷層，而F901原始“宮殿”殘存的柱基等綜合考證，正是毀于大火；同時，還有森林大火等等。四是旱災，自然生態遭到破壞。與水災相對的自然氣候變化形成的旱災，在歷史上曾頻繁發生過，史書記載的“赤地千里”、“天有九日”、“后羿射日”等反映的就是旱災，旱災造成缺水，人類在當地無法生存，迫使遷徙。五是地震，地震造成人類遷徙的例子在中外歷史上有很多，例如秦州（今天水）因地震曾一度搬遷到秦安縣等。六是動物侵擾，史書關于“獸多人少”以及人受其害的記載與傳說不少，韓非子的《五囊》等先秦典籍中均有記述。七是外族入侵和部落之間的戰爭。這類事實不絕于“口頭文學”和史書，炎黃蚩尤之間的結盟與戰爭，炎黃聯盟大敗蚩尤，“炎黃大戰”、“中原逐鹿”等等，正是這種歷史進程中的真實反映。八是氏族、部落內部的分裂發展。氏族內部分裂有復雜的原因，有婚姻的，有爭酋長或族長的，有因犯“族規”被族群驅逐的等等。無論哪一種原因造成氏族內部分裂，但歸根結底還是生產力的進步和人口的增值是主要原因。氏族的裂變和數量的快速增加，粗放的生產經營方式，部落之間為了爭取更大更優的生存空間，由氏族而部落，由部落而部落聯盟，進而發展成為幾個龐大的部落集群。幾個巨大的能起社會發展導向作用的部族集群之間，為了進一步爭得社會的控制權力，在聯盟、分裂和戰爭交替的巨大沖突中，不斷地聯合、分裂和兼并，遷徙和擴張。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部落無論因為上述八種原因中的哪一種原因遷徙，怎么遷徙，遷到哪里，他們都“襲”著原部落的“號”，這就是上古部落多故里的最根本的原因。
另外，中華民族還有一個“廟隨族遷”的風俗，法祖，承繼祖先遺訓，是不敢輕易逾越的，牽扯到族群安危的大事，族群遷徙時，一定要帶上自己的祖先（靈魂），六千年的半坡人、八千年的大地灣人，把死去的親人埋葬于房前屋后，甚而葬在室內，期望方便的時候和死者會面。這也是造成今天各地多敬一神的原因。如前文所述，秦人在天水故地除祭天（天臺山，在今天禮縣洪河），再就是祭祀伏羲和伏羲后裔的“少皞”，當其勢力拓展到關中后，又在關中（陜西）設“鄜疇”、“伏祠”祭祀伏羲（注）；到秦靈公時，卻在吳陽作上疇祭祀黃帝，作下疇祭祀炎帝。伏羲本是大陸的，今天臺灣、南韓、日本等處均有伏羲廟，僅大陸就有二、三十處祭祀伏羲的廟宇。紀信是天水人，諸葛亮是山東人，關公本是山西人，但全國不少地方建有紀信祠、關公廟和諸葛廟（祠），這些歷史現象說明，崇祖、遷徙和后來“廟隨族遷”的風俗，才造成了上古部落首領多故里。因此，我們說：“法祖”、“遷徙”和“廟隨族遷”的歷史風俗，是今天我國上古領袖人物出現多處故里的第二大歷史根源。
三
“襲號制”是人類童年歷史的特有現象，它產生和存在的基礎是部落聯盟時代的氏族公有制，同時，它是以“血緣”為紐帶，以族居為前提條件的。“襲號制”是與氏族公有制度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在“私有制”、“家天下”、“世襲制”和姓氏未出現之前，“襲號”是氏族部落制度下的一種普遍社會現象，在我國原始部落時代廣泛存在并經歷過一個漫長的“襲號時代”。
“襲號制”是中國上古原始社會氏族制度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和反映。“襲號制”是“世襲制”出現之前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在姓氏未出現之前，“襲號”的民族風俗是人們區別不同部落、人之間唯一辦法。“號”是部落所共有的，“號”最初是一個部落先民中最有影響的人的人名，以后逐漸被本部族首領和部落共有并世襲。在家族私有制出現之前，“襲號”是部落聯盟時代普遍存在的，就是在中國后來的階級社會中，這種歷史遺存仍有延續，它以“襲官職”、“襲名號”、“襲商號”和“襲門頭”的形式被保存于至今社會。最典型的例子是封建朝廷的史官是世代相傳的，“號”曰“太史公”，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就是襲其父司馬炎而繼為太史公的。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出土于陜西法門寺的“微氏銅器”，記載了一個周微氏，世代為人作冊襲號的事，自甲微至牆，歷六世。即：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亞祖祖辛、文考乙公、牆，六代均襲“微”號。又如：天水市秦州區華岐鎮有一位醫療世家，他家祖傳專治跌打損傷，醫術只傳男，不傳女，已傳多代，代代均襲“秦和”號，至今已歷多代“秦和”。再如商號，目前國內有許多家祖傳商號，國人習慣稱“老字號”，大家熟悉的“王致和”、“狗不理”、“全聚德”等，就是一個“老字號”，我個人認為：上舉幾例就是上古時代“襲號制”在今天現存的孑遺。
由此可見，“襲號”的歷史風俗，是形成我國上古先哲“多個”和“多故里”的歷史根源。就拿“人文始祖”伏羲為例，其故里已經爭論多年了，近年來，隨著國內外伏羲文化研究的深入，學者才普遍認為：伏羲生于成紀（天水），建都于陳（今寶雞），后襲“陳”于淮陽。事實上，天水為第一代伏羲，第二或第三代都于陳，陳即今天鳳翔、寶雞一代，第四、第五代，或者更晚一點的代才擴展到淮陽建都；寶雞是最初的“陳”，遷都淮陽僅僅是襲“陳”。這些認識是史學家、民俗學家和地理學家綜合研究得出的結果。江澤民同志視察天水時，題寫了“羲皇故里”；朱镕基為淮陽題寫了“伏羲故都”，算是伏羲故里之爭的公案被暫時斷定。但是，炎帝、黃帝故里在哪里？仍然迄今爭論不休，如何解決這一歷史遺留的老問題呢？我認為啟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的唯一出路。否則，不問源頭，不問那一代祖先，盲目為了商業利益，單純爭祖先的局面還將持續下去。文化的“高臺”搭得越來越離譜，經濟的“大戲”肯定也沒法唱下去，而且還會制造虛假的文化記憶，貽誤子孫，糟蹋文化。這將對于歷史、學風和社會風氣都是無益的，對祖先也是不負責人和不敬的，再說，最終也是爭不出眉目的。
怎樣才能（具體）解決這一歷史公案呢？筆者認為：“襲號制”是解開這一問題的關鍵；遷徙和“廟隨族遷”是原因；“無文字”記載階段的“口傳史”是鑰匙。
從歷史的長河看：人類的歷史約300萬年（非洲肯尼亞人），人類的文明史約8000——10000年，人類使用文字的歷史不足5000年。人類紙張出現2000年，印刷出現1000余年，人類最初不僅沒有文字，就連語言這種最普遍的交流形式，也出現很晚。在人類自身進化過程中，人們需要合作，逐漸以手勢，夾雜簡單的口型，正是這種肢體“語言”的使用，慢慢促成了語言的出現，語言出現并成為交流工具后，成為人類最早的“記史”形式。傳唱、口耳代代相傳，（注）為我們保留了大量人類早期歷史，“口耳相傳記史”的形式，在人類歷史上是很漫長的。后來逐漸出現圖畫和符號，文字出現后，史家、學者對遠古僅遺傳的神話、傳說等，經過研究、甄別，逐漸部分地把“口傳史”記錄在文字里，但因為（零星）圖畫、“符號”和文字量小，加上書寫材料的困難，對于鮮活的“口傳史”來說，簡直就是冰山一角。
世界上目前有6000多種語言，2500多個民族，但是有文字的民族僅2197個。再從文字發展史看：中國能夠記錄歷史且成熟的文字，要算商周時代的甲骨文了。盡管在此之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出了多處有關陶器符號。如：吳陽賈湖、大地灣、前仰韶文化的西山坪、師趙村、老關臺、仰韶文化中晚期許多遺址，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從發掘地域看，分布很廣，從甘肅天水、陜西寶雞，一直延伸到河南、山東等廣闊地區；從時間延續看：從8000多年——4000多年左右。對于“陶器符號”，研究者普遍認為它是我國早期文字的雛形。史書記載：“唯殷先人，有典有冊”，商朝甲骨文是一種成熟的文字。應該說在甲骨文之前，有一段文字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很明顯，在甲骨文之前我國文字發展有缺環。
從我們追溯文字起源的歷史看，文字產生不足5000年，它對于人類幾百萬年的活動和人類童年的豐富生動的歷史來說，不僅記載有限，而且也是大大滯后的。基于上述思考，我認為語言早于文字在人類歷史上的客觀事實，以及“口傳史”在人類文明傳承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們在研究上古史時，應該給予重視。據許多民俗調查表明，人類早期的一切大事，都保留在世代相傳的記憶里，它是由上一輩用口傳的方式傳給下一輩或隔代的一輩（即孫輩），這種口傳史時代，在人類存在過漫長的時期。從“口傳史”時代，到“結繩記事”，再到“刻劃”（最初是墻壁或什么能刻畫的地方）“刻木”記事階段，就是文字出現的前夜了。陶器發明后，先民把刻寫的材料由木器擴大到陶器上，這樣，陶器耐于木器才得以保留（至今）面世，這就是（今天）我們前面說過的陶器符號。
探討了文字的歷史，我們再來討論我們的論題。從上述文字發展的簡單歷程看：人類童年經歷了“口傳史”、“結繩記事”和“刻木（刻陶）記事”等不同時代，加之“口傳史”的歷史歷經幾百萬年的緣故，才使沒有歷史“坐標”，沒有歷史記年，代代相傳的“口頭”保
注：西藏、青海、甘肅、四川、甘南等地藏民，隴南“白馬族”，甘肅張掖裕固族等無文字，至今仍以傳唱的形式保留歷史。
存歷史且慕古的中華民族，一方面保存了大量鮮活的珍貴歷史；另一方面也造成許多錯亂、不符合歷史次序和有很大缺陷的歷史。盡管歷代史家費了大量精力，進行了大量的考證和研究，還是難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造成今天我們對人類早期歷史認識的許多困難，形成部落領袖多個故里，出現了不問源頭，盲目爭祖先的頻頻歷史局面。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呢？我想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對未知世界認識的不斷深化，地下發掘資料的豐富和系統科學地應用，采用多學科攻堅的合作方式；利用碳十四、古樹年輪地磁和環境學等手段，“地下史”（考古學）、文學（史料）資料和“口傳史”（鮮活的、保留在民間的）等資料的綜合利用；結合邏輯等推論的形式，進行多角度、多形式的綜合研究，我想歷史的本來面目將會被揭開！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世代相傳的“口傳史”盡管有許多缺陷和誤差，但它畢竟提供了歷史信息，包涵了歷史的因子，它是今天我們探索人類童年歷史的正確方向，也是我們追尋人類童年無文字記載歷史階段的鑰匙和有效線索。（二）中外歷史研究表明：原始先民在人類童年是無法生活在濕地和平原的，他們早期均生活在高緯度，隨著氣候的突變（冰期臨近），迫使他們向南遷徙，逐漸生活在北方的臺地上。無論是古埃及人、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人還是古印度人、中國的大地灣、圪垯川先民，他們早期都無一例外地居住生活在臺地、小溪旁，隨著生產的發展、人類生活經驗的積累和人口的繁衍，先民們才逐漸地向視野開闊的川區、河谷地遷徙，這是與當時開闊地多沼澤、水草和森林茂密有關系的。平原、大川的開發，是伴隨著生產力的提高，火的使用和人口的增殖才逐漸實現的。
結 語
近年來，全國各地爭祖先爭得沸沸揚揚，祭祖泛祖化現象風靡全國。搞清我們祖先的來龍去脈，有利于正本清源，有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有利于華夏民族同根、同祖和同源歷史的認同，有利于民族大團結。但就目前國內情況看：伏羲、女媧、炎帝和黃帝多故里的現象亦然存在。為什么會出現“先哲”多個故里的現象呢？本文作了初步的探討。如何徹底搞清這一歷史現象呢？我認為有賴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中華民族的崇古心里是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的。孔廟全國幾百處，為什么沒有人去爭孔子故里呢！因為孔子故里在曲阜是清楚的。今天我們提倡建立和諧社會，要凝聚海內外華人的力量，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同根、同祖和同源”的民族意識以及傳統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為此，我們應該加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啟動和實施，從根本上弄清這一歷史話題，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利于凝聚海內外華人的力量，有利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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