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開目明鄧寶珊
鄧偉志
愛不釋手地讀完了中共甘肅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寫的《鄧寶珊與陜甘寧邊區》一書，才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抗日根據地得到鄧寶珊將軍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從1937年起鄧寶珊作為軍團長駐扎在榆林。榆林與延安都在陜北，近在咫尺，唇齒相依。為了共同抗日，彼此互相尊重，互設辦事處。陜甘寧邊區的北部、西部無戰事，八路軍沒有后顧之憂，便能集中力量打日本。
我之所以如饑似渴地要了解鄧寶珊，讀有關鄧寶珊的書，是因為十多年前看到習仲勛夫人齊心的一篇文章。齊心寫道：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習仲勛受迫害時，在毛澤東主席面前替他說話的只有兩個人，其中之一就是鄧寶珊。在“上下一致”“無不認為”的氛圍中，鄧寶珊怎么有這樣的膽識？這次從《鄧寶珊與陜甘寧邊區》一書中找到了答案。愛民愛國將領鄧寶珊的敢于直言是一貫的。
1943年6月鄧寶珊到重慶開會，蔣介石考慮到他的才干和在西北的威望，極盡拉攏之能事，6次召見他。可是他仍向蔣犯顏直陳，講出不可發動內戰的道理。
在日本侵華時，英國也曾乘機煽動西藏、新疆獨立。針對國內有人表現軟弱，鄧寶珊鮮明地提出“應于最短期間，完結川藏戰爭”，并大膽提出“使毒我者轉以衛我”。事后毒我者果然參與了衛我。
鄧寶珊在跟林彪談判時，林彪按談判的一般習慣在開始時總是要價高一點。鄧寶珊聽了頗有為難，說“這個事情的最后決定，是由毛先生決定，還是由林先生你來做決定。”林回答：“當然還是毛主席做決定。”于是鄧立即給毛主席打電報。毛主席當晚回電：“尊重鄧先生的意見。”
鄧寶珊的直言源于他的卓識。正如該書所云：鄧“向來以善于調停、折沖樽俎聞名。且政治眼光獨到過人，處事沉穩，能言善辯，靈活性強。”在北平解放前夕和平談判的最后期限那一天，毛澤東見傅作義還有所保留，起草了《最后通牒》。鄧閱后擔心傅見了通牒受不了，會貿然行事，搞不好和談會前功盡棄，便對中共代表說，“先不交給傅”，以免“把事情搞僵”。他也明白不馬上交傅將會兩面不討好。忠肝義膽、弘毅寬厚、大度包容的他還是堅持不交，泰然處之。還好！在傅未見這通牒前談判成功了。不出所料，幾天后傅知道有通牒，大發雷霆，只因協議已簽，木已成舟，已成定局，只好作罷。鄧寶珊能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發揮力挽狂瀾的作用全憑他的睿智。盡瘁事國，忠肝義膽，泱泱大風，這就是鄧寶珊的思想境界。
更能看出鄧寶珊遠見的是他對1948年4月參加“副總統”競選的囯民黨元老于右任的—番潑冷水的談話。他說：“以現在情形，于先生上策是去香港賣字，中策是繼續當監察院院長，下策是出馬競爭。”幾天后，于右任凄慘地落選了，一年后流落到臺灣，只能在臺灣望大陸了。無私則無畏，秉直則坦直，鄧寶珊不謀取個人實力和地位，決定了他羽扇綸巾，對形勢判斷精準，不言庸人常用的那些貌似祝賀的套話、大話、空話。
從鄧寶珊這位國民黨將軍成為共產黨摯友的過程，也顯示出共產黨統一戰線的成功。2015年底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又強調“大統戰”，重溫中共中央在延安時期統戰工作對人“尊之以禮、待之以誠、動之以理”的感情和經驗，更感可貴，親切，富有現實意義。這里引用該書中的一個故事來說明。1943年鄧寶珊從重慶返回榆林，提出經過延安，不直飛榆林。毛澤東先電示董必武：“歡迎鄧寶珊不日經延回榆”。緊接著他又提醒董必武，電報改為：“歡迎我公經過延安北上，以便暢談。何日到延，望先電示”。后者把直呼其名改為“我公”，把“回榆”改為“北上”，又望他“先電示”，還加上“暢談”，這是何等的“尊”、“誠”、“理”啊！
《鄧寶珊與陜甘寧邊區》一書之所以能把鄧寶珊的心路歷程寫得如此真實、動人，是與編著者的足履實地、堅持“兩點論”有關。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該書一改當今傳記中“一邊倒”的歪風，不搞“說好就十全十美，說不好就一無是處”那一套。該書也寫出了鄧寶珊在接近共產黨時既有光明磊落，也有猶豫不決。真理是過程。走向真理不是在筆直的長安街上開跑車，要經過艱難曲折。該書為了說明這—平凡的真理，發揮課題組的集群效應，旁征博引，書中幾乎每—頁下都寫有引文出處。編著者不僅查閱了書籍報刊，而且還查對了檔案，不僅查對了已刊檔案，而且還查對了大量的未刊檔案，做到了—是一，二是二，做到了有根有據，有板有眼，不溢美，不亂貶。
才識過人的編著者寫出了書中心開目明、料遠若近、處處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傳主鄧寶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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