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國瑞與秦公簋
□趙文慧
（秦公簋）
（馮國瑞）
在天水地方史研究方面，民國時期知名學者馮國瑞先生是利用考古文物探索秦人早期歷史的第一人。馮國瑞先生在考古、考據方面論著豐瞻，成就卓越。對甘肅石窟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有開創性貢獻，尤其是對天水麥積山、永靖炳靈寺等做出了前無古人的開拓性貢獻。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說他“文章爾雅，窮經、解詁為最長，治史亦有特識”，善于辭賦，精于書畫，是中國西北近代的文化名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因我對這位前輩學人的無限敬仰，加之他又是對西北的文化事業上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學者，又因舉世聞名的先秦祭器秦公簋出土于我的老家天水西南鄉“秦源”一帶，并且馮國瑞又是天水本土第一個研究秦公簋的人，故我便將二者聯系起來做一番梳理研究，一是想弘揚宣傳桑梓文化，二是意欲通過對馮國瑞與秦公簋研究，增進學界對19至20世紀甘肅乃至西北文人的關注，亦是對鄉賢的表彰。時至今日，馮國瑞的學行、功績已逐漸為學界所知，但對馮氏的研究還是不足，希望學界同人共同努力、探索，能將他的亡佚之作發現，并完善對馮氏的學術研究。同時，希望我輩學人繼承馮氏的治學精神，著眼、立足于西北，弘揚我西北文化。然而，撫今追昔，我們不應忘記天水最早研究秦公簋的馮國瑞先生。他對秦公簋的研究，篳路藍縷，為之先河，不僅奔波于重慶天水之間，而且撰寫專文，編成專著，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天水古稱秦州，位于甘肅東南部，是古絲綢之路必經之地，亦是一顆璀璨的明珠，橫跨長江、黃河兩大流域，新歐亞大陸橋橫貫全境，是“一帶一路”重要節點城市。境內氣候宜人，物產豐富，素有西北“小江南”之美稱。有世界文化遺產、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麥積山石窟，被譽為“東方雕塑館”。天水是中華文化的發祥地，史載人類始祖伏羲、女媧和黃帝都出生于這—帶，故此地又稱為“羲皇故里”、“龍的故鄉”。天水地區的史前遺址豐富，有大地灣遺址、西山坪遺址、師趙村遺址。至西周時秦人先祖入“秦”（今天水地區）后這里便成為了秦文化的發樣地，清水李崖遺址、甘谷毛家坪、天水董家坪遺址均與秦人有關。自漢之后天水名將忠烈輩出，飛將軍李廣，壯侯趙充國，三國蜀國大將姜維等，后輩亦不勝數。唐宋時期有大量吐蕃人遷入天水，元、明、清又有蒙、回等族入居，多元文化交流綿延不斷。悠久的歷史，獨特的人文景觀與自然秀色交相輝映，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因而名流輩出。
出生于清末、成長于民國時期之馮國瑞先生蘊育在博大精深的秦州文化之中，承襲文脈，啟迪后人，為我國國學研究以及西北史地方文化研究做出了卓著貢獻，為近代隴上文宗之一。馮氏乃梁啟超高足，學識出眾，才華橫溢，然不眷戀繁庶京華勝地毅然回歸故里，其拳拳報效鄉邦之心令人景仰。馮氏在學術上開天水秦文化研究之先河，他表彰先賢，考存西北地方文獻遠見卓識，弘揚西北文化，功不可沒。馮氏不但文章瑰麗、擅長考據，且多才多藝，詩、書、畫俱佳，亦長于纂刻，通曉音律，可謂通才。馮一生游歷祖國各地，每至必賦，交游鴻儒名碩，往來唱和，詩詞文字光華，貴有古意，承李杜遺風。書法攻魏碑，兼篆隸，蒼勁有力，頗具魏碑神態，中年喜好章草。章法自然，力道深厚，字體兼容并蓄。詩文與筆墨相長，雄渾如高山，起伏如流水，盡顯方家之大氣概。若詩文不能盡興時，馮氏亦以丹青寫意抒懷。其畫取法高古，意境悠遠，情思深不可測也。馮國瑞生逢亂世，治學心系西北，孜孜不倦振興西北的文化事業，其業績同代隴上學者恐無人能出其右者。
一、馮國瑞其人
馮國瑞，字仲翔，號牛翁，一號漁翁，晚號麥積山樵、石蓮谷人。書齋名“絳華樓”。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人。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秋生于甘肅天水大城東倉巷（今共和巷），1963年去世于蘭州，享年63歲。馮國瑞故居位于秦州區大城共和巷33號，是一組木構架結構的四合院，在清末民初營建落成。現存一進兩院26間房屋，保存完整，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馮氏出生于中等家庭。父馮鏡堂，有四子，馮國瑞為長子，二子為馮國珍，三子為馮國瑛，四子馮國璘。馮鏡堂少年廢學，以經商奉親維持生濟，但是其志并不在經商而是喜好文史學問，故對馮國瑞寄予厚望，常說：“世亂如此，吾愿家中有讀書人，不愿有富貴人。”馮鏡堂中年后以督子向學為志，馮國瑞亦深受父親的影響，終生治學不息。馮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傳統文化啟蒙教育，在四、五歲時，即能熟誦《三字經》、《百家姓》等識字讀物。1907年年僅6歲的馮國瑞進入私塾就讀，9歲時父親為他請專館，精讀儒書。辛亥革命后，1l歲的馮國瑞考入天水縣私立亦渭小學三年級，接受系統的新式教育。1914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從該校畢業。當時，國內形勢動蕩、混亂，父親聘請前清進士任承允，翰林哈銳為之講習古文辭章。任承允其父任其昌（1831一1900，秦州區秦嶺鄉任家大莊人），字士言，同治四年進士，曾任戶部主事，后應董文渙的邀請，回桑梓開講隴南書院。執教20余年，使天水文風大振。期間，秦州進士及第和中舉的達八九十人之多，其中就包括哈銳。任其昌去世，任承允克紹箕裘，繼任隴南書院山長。任承允（1864一1934），字文卿，光緒甲午科進士，初授內閣中書。他主講隴南書院時間不長，1901年書院改為學堂，便以鬻文授徒為生。天水的新派文人汪青、王新令等都出其門下，鄧寶珊仰慕其名也尊其為老師。哈銳（1862一1932），字蛻庵，回族，其先祖于康熙初年由福建遷居天水，以行醫為業。他專攻舉業，求學于隴南書院，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會試中進士，朝考入翰林院庶吉士，成為清代唯一的一位回族翰林，名噪京華。哈銳調任四川，時值清末“戊戌變法”及“庚子事變”，便辭官回家隱居教學。民國初年開始經營實業，與他人合資興辦炳興火柴公司，小型鐵廠。又致力于地方教育事業，開辦小學，主持“存古學舍”，頗獲地方人士贊譽。1916年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沖擊著中國人禁錮已久的思想，隨著《新民叢報》、《東方雜志》等書刊相繼在西北的流傳，敏感于新生事物的馮國瑞，通過借讀當時有限的雜志、書刊，也受到新文化運動思潮影響，立下游學南北，擇從名師就學的志向。1917年他便考入了天水省立第三中學。同時在存古學社繼續師從哈銳、任承允，學詩和古文。同年與郭眉芝女士結婚。四年后，他不但以名列榜首的成績畢業，學習期間也顯現出積極上進、奮發有為之士的品性，在同學中“嶄然露頭角，卓立不群”。”他一方面在學校接受新式教育，又從哈、任二師，窺諸子百家，習經文、史辭，奠定了其古文、史學堅實的基礎，其綜合素養自然有別于一般。盡管馮國瑞成績優異，胸懷大志，但此時的中國處于軍閥相互混戰，經濟蕭條，社會衰敗。父親馮鏡堂歇商在家，無力供其出外深造。馮的長子已兩歲有余，迫于生活他只好應聘小學教員，養家糊口。
馮國瑞居家一年有余，但遠行求學，仍是他心中堅定的理想。在1922年他獲得師友的贊助。1924年馮國瑞便考入了南京東南大學（南京大學的前身）攻讀國學。在東南大學期間，馮國瑞受業于海內著名學者吳梅（詞學家），王瀣、羅振玉（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金石學家），商承祚（金石學家、書法家），胡小石（古典文學學者、書法家）等鴻儒大家。在東南大學的深造，成就和奠定了他一生的治學基礎，使其在金石龜甲、考據詞典方面均有師承。1924年，馮氏替補甘肅官費，生活費用稍有好轉，于是購得珍貴古籍多種，金石龜甲些許，終日爬梳鉆研，功力日漸深厚。在此期間，他漸次撰寫雜文，不斷發表于校刊《國學叢刊》。1925年，鄉友周希武南來拜訪梁啟超先生，馮偕游江浙諸名勝古跡，游至廬山而別。周有《榆枋游草》記此事。這說明此時馮氏已認識了梁啟超先生。1926年，馮國瑞從東南大學畢業，隨即考入北平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后改稱清華大學研究院），繼續學業。當時清華園鴻儒碩彥云集，集一時之盛。吳宓（1894—1978，陜西省涇陽縣人。字雨僧，中國現代著名西洋文學家、國學大師、詩人）當時任研究所主任，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李濟（考古學家）等一批國學大師執掌教席，馮氏親承誘掖、希慕感奮，治學刻苦、業臻于精。學習期間，與同學周傳儒，將粱啟超先生講授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作成筆記，由梁審訂后出版，并輯入《飲冰室全集》中。該書扉頁刊“馮國瑞、周傳儒整理”。由此可見，梁在研究院50多名學生中，對馮還是頗為器重。馮氏也由此獲益不淺，自云“知道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用地下發現考證歷史”。馮氏此時才得以接觸到真正意義上的考古學，認識到考古學對于歷史學的重要性。上述一點，對于馮日后在石窟遺存及出土文物方面的發現與研究有著關鍵性的影響。1927年夏，馮國瑞以優異成績畢業于清華國學研究院，同學王力、吳其昌、高亨、徐中舒、謝國楨、劉盼遂、張鵬一、陳直等后均成為國內著名學者。他寫信給住在天津的粱啟超。粱于6月13日復信：“國瑞仁弟：書敬悉，薛子良書寫就，寄上，眈學榛僖。歸謀開風，計亦良得，惟亂世遠別，相見未審何時，不能不悵惘耳……此間編書目事，尚擬籌畫賡續，若弟歸計不成，尚盼助我也。手復即請學安，不一一。啟超，六月十三日。”從中可知馮在去信中，可能提及畢業后的出路打算，梁對馮國瑞弘揚隴學寄以厚望。但是，由于時逢亂世，恐不易成行，并希望如馮“歸計不成”，可到天津助其“編書目”。由此可見梁對馮的關愛之情。雖然粱對馮表示了挽留之意，也理解學生決定回鄉的苦衷；于是，粱啟超將寫給當時國民政府甘肅省長薛篤弼（字子良）舉薦馮國瑞的信件一并寄到。書信內容原文如下：“子良吾兄足下：執別經年，懷思山積。風塵滑洞，京邑阽危，托跡是邦，凄如幕燕。遙望關樹隴云，獲庇仁宇，弦歌不輟，雞犬相聞，桃源夢游，企想何極！專有啟者：馮君國瑞，西州髦俊，游學西京，已經五稔，今夏在清華研究院以最優等成績畢業。其學于窮經解詁為最長，治史亦有特識，文章爾雅，下筆千言。傍及楷法，浸淫漢魏，傻拔寡儔。此才在今日，求諸中原，亦不可多覯；百年以來，甘、涼學者，武威二酉堂之外，殆未或能先也。校中諸師愛君高才，頗思挽留，更相劘勵，而君以違侍庭闈既久，頗思歸省。弟亦以甘省僻處邊陬，學風陵替，君既學成，亟宜為鄉邦服務。夙諗我公戎馬之中，留情文藝，慕文翁之啟蜀，超尹曉之化黔，似此美才，宜樂延攬，謹弛薦剡，聊當晤言。賤性狷介，夙恥干謁，非所深知，每惜齒牙。今茲冒瀆，實緣愛才，荷公相知，當弗見訝。世變方新，群黎望治，伏愿努力，為國自愛！不盡。弟梁啟超頓首六月十三日。”讀過此信，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粱啟超對一位27歲的大學生如此褒獎贊譽，愛才之心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馮氏于清華國學院一年多的學習期間，的確學業精進、刻苦。其學述方面的才能和功底，給梁啟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故梁對馮氏的贊譽也是發自內心的真實感言。薛篤弼，字子良，山西解縣人。1927年秋受老師厚愛和推薦的馮國瑞回到了甘肅。可是機遇并不湊巧，不料薛篤弼已調任河南開封任國民聯軍司令部財政委員會委員長，此信始終未到薛手，一直保存在馮氏手中。無奈之下，馮氏只好返回天水，居家奉親。至于梁的兩封書信后經任承允、謝國楨、劉盼遂、張鵬一、陳直、沈鑰倚、劉國鈞、梁實秋、胡適、劉文炳、羅加倫、張舜徽等十二位學者名人讀此信后，寫下親筆題跋，馮氏遂將它們裝裱為長卷，題名為《梁任公先生遺墨》。馮國瑞跋文曰：
民國十五年夏，瑞應清華研究院試于上海，旋錄取北上，八月到校，授業于任公師，治力文史，賞掖至深。逾年端午，師退居津門，王靜安師 沉湖自盡，諸同學多風流云散，瑞彷徨無歸。師自津門寄示此簡，實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也。匆匆西還，未往謁別，悵悔無及。瑞過豫陜抵隴，瘡痍 滿目，無意千謁，終未謀薛公一面。里居奉親者年馀。十八年一月十九日，師卒于北平協和醫院，得年五十七歲。痛矣！對此遺簡，曷禁山頹木壞 之悲！廿六年一月十九日馮國瑞敬識。
此長卷至今完好保存在馮國瑞先生之子馮寧先生手中，現在已成為研究隴右現代文化史的珍貴實物資料。
這年冬天，返回家鄉后的馮國瑞，心中既有失意又有喜悅。雖然對前途惆悵，但久別親人后再次享受天倫之樂，對馮氏來說，也不失為一種身心的放松和休憩。1928年春，鄰縣甘谷縣立初級中學校董宋梓，聽聞馮氏的才學，厚幣將馮聘為該校教員。暑假后，馮氏轉任天水省立第三中學教員，又回到了闊別8年的母校任教。在教學期間，馮氏還協助任承允、哈銳兩位恩師修《天水縣志》。1929年2月被聘為蘭州中山大學教授（蘭州大學前身），還被甘肅省通志館聘為分纂，在通志館主持“建置”、“文化”等幾部分的編纂工作。1930年，經青海省秘書長黎丹介紹，以青海省通志館館長的名義前往西寧，并做了馬麟的秘書。1934年9月馮國瑞奉親歸里。期間拜謁恩師任承允，親赴已故哈銳師墓前祭掃，作詩《展哈退庵墓》悼念先師。后來由于跟馬步芳不合，遂于1935年離職來到了西安。4月，應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函約赴北平返校任教，在北平晤學者胡適、梁實秋等，期間暫住同窗好友劉盼遂教授寓所百鶴樓之東廂。6月，在劉氏的啟發下輯成《張介侯先生年譜》（此書出版于1936年）。張澍（1781—1847），號介侯，甘肅武威人，清代著名學者。張氏學行大端，略見于此，名山重光，寓意尤深。該書行文流暢，敘述生動，煥然生輝。期間與張大千先生往還，潛心治學。年末馮氏寫成《漢西海郡安定瓦當考》、《關西方言今譯》、《秦州杜詩石刻記》載《國風半月刊》。馮出走后，西寧宅被抄，藏書、文稿、讀書筆記等損失殆盡。1936年春，馮國瑞去清華園拜訪了吳宓、陳寅恪兩位先師。是年三弟馮國瑛就學于清華，輯馮國瑞民國十七年以來詩作，成《絳華樓詩集》四卷，同學謝國楨、弟子謝鳴風作序，老師吳宓題詞，吳宓譽其詩“談兵同甫氣，出塞劍南吟”。
1937年春，馮氏返回西安，被張學良聘為西北問題研究委員會委員，邵力子聘其為陜西省政府顧問，實即為私人秘書。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邵力子，在西安藏書五萬余冊（卷），以陜西省各縣志、佛經、道藏為主，多珍善本。適逢抗戰爆發，西北也屢遭敵機轟炸，邵在西安的藏書面臨威脅，邵欲將書先藏在陜南山中，并約馮氏抵南京商量。馮聽說后表示愿意回陜西替邵整理運送，但極力建議將書捐贈給天水。事后又給于右任、吳宓寫信，請求他們玉成此事。邵氏素聞天水歷史悠久、文脈昌盛，又見馮氏態度懇切，便成全了他振興家鄉文化的夙愿。馮氏得嘗所愿，欣喜之余盡快報告甘肅省主席孫蔚如、秘書長杜斌丞，辦理了運送手續，并與天水縣政府聯系具體事宜。1938年馮親自護送，先將贈書運至陜西鳳翔存于天水人所開“秦州店”中。至10月天水縣長黃炘，委托天水教育局長聶幼蒔赴鳳翔將贈書運回，聶雇用鹽商馱隊，一路不辭勞苦、小心護送，終于將書安全運到天水。隨后馮國瑞也抵達天水，與本地學士商議籌建藏書場館。期間耗時3月整理贈書編成《力學廬書目》1冊。“力學”者，乃邵力子先生與夫人傅學文女士名各取一字，以茲紀念。同年，將《守雅堂稿輯存》（此書成于1937年）刊印。張鵬一、邵力子、孫蔚如、馮炳奎各有序，邵序贊譽馮對邢澍學行的表彰和發掘“仲翔網羅放失之功，不可沒也”。另有《顧亭林入關史跡考》載于《西北史地季刊》。1939年4月，馮受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參議。7月，為了收藏邵氏贈書及振興天水文化，天水縣政府重新成立了甘肅省天水縣圖書館并撥專款營建，館址設在城南水月寺西側的王公祠。新館中院東房專辟“邵力子先生紀念館”，扁額請于右任題寫。邵氏的贈書數量極大、種類繁多，涉及西北歷史、文化諸多方面，其中不少珍本、善本彌足珍貴，特別是一套完整的陜西各州縣志五千余冊，全國只有兩套，另一套藏于陜西省圖書館，可見其珍貴。邵氏的贈書，為天水圖書館的新建奠定了基礎，大大提高了其檔次，所以現在的天水市圖書館才能被列為一級圖書館，此功當首推馮國瑞先生。天水縣圖書館成立后馮兩次前往重慶，向邵力子匯報進程。邵氏為此撰文《天水圖書館記》，后刊于1943年《中央日報》。赴渝途中經過綿陽、三臺（潼川），恰逢東北大學由于抗戰形式所迫遷至三臺，馮為了支持抗戰應聘東北大學歷史系任教授，間或搞國學研究。“七七事變”后，馮氏輾轉到重慶，此時，全國學人薈萃山城，先生與著名學者商承祚、吳其昌、郭沫若等歡聚談藝，探討學術，考釋文物，研究金石之學。《天水出土秦器會考》一書之初稿，即成于此時。1940年，馮國瑞40歲，金陵大學文學院院長劉國鈞欲籌建西北圖書館于蘭州，邀馮赴成都商議（1937年金陵大學內遷成都）。1941年馮應西北師范學院李蒸院長之邀，回蘭州執教。途經天水小住，順便探望重病在身的父親。與寄居天水的古典文學家杜學知，歸國留學生劉耀黎共同籌資成立了隴南叢書編印社。4月，馮氏與王鼎三、趙堯丞、胡楚白、張自振、馮國珍等人，前往麥積山首次考察。歸來后他查閱大量有關文獻結合考察材料寫成《麥積山石窟志》，并列為隴南叢書之一刊印成冊。10月，父親馮鏡堂公病逝。1942年，于西北師范學院中文系任教授，期間題跋乾隆秦州知州王寬手跡。撰《樂都新發現東漢靈帝光和三年護羌校尉趙寬碑考證》刊于《西北論衡》。《三老掾趙寬碑》（簡稱《趙寬碑》）。
1943年10月，張大千路過天水，參觀了麥積山石窟，為馮作《西山感舊圖》。12月所輯《秦州記》出版，列為隴南叢書之二。1944年在西北師院教學的馮氏假期偕劉文炳教授二登麥積山，草成《調查麥積山石窟報告書》，詩人胡楚白贈丹鳳琴，有詩贈答，并作《琴中四友歌》。12月編著成《天水出土秦器匯考》，列為隴南叢書之三出版。1945年，繼續在西北師院任教。題《曹真殘碑》拓本，有詩。同年，任甘肅省政府顧問。1946年，被西北圖書館聘為編纂，與館長劉國鈞一起搜集、整理古籍。后將其所見書目題記寫成《蘭州讀書記》（此手稿現存甘肅省圖書館西北文獻室），文中對所見古籍文獻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內容涉及版本學、目錄學、音韻學、校勘學等。對版本的版式、版刻、年代、特征及收藏印鑒做了詳細記述。其中有馮所續《附釋音毛詩注疏二十卷》（宋刻本）跋等。假期馮國瑞約天水專員胡受謙上麥積山，現場游說，請其撥款修補棧閣圍欄。胡受謙撥款修復了部分棧道，并建成“麥積山館”，請吳稚暉題寫館名。請于右任為麥積山題字，于書“藝并莫高窟，文傳庾子山”十字。1946年時值甘肅學院改制成蘭州大學，又受蘭州大學校長辛樹幟先生之邀，兼課于蘭州大學中文系，并任朱紹良家庭教師。1947年9月，發表《天水著述考》于《甘肅民國日報》。1950年初，任蘭大中文系主任，后轉調蘭州人民圖書館任特藏部主任。1952年馮任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2月，發表《永靖發現西晉創始炳靈寺石窟》于《甘肅日報》，《光明日報》予以轉載。此文的發表，引起了國家的重視。幾個月后，中央文化部組織了“炳靈寺石窟勘察團”對炳靈寺做了全面勘察。4月，馮在天水調研，好友張自振約其觀看甘泉鎮甘泉寺（財神殿）的開花古樹。馮請一位植物專家同去。經鑒定乃是兩株古玉蘭，后確定其樹齡為1200年，約生在晚唐。唐玉蘭在我國現存屈指可數且這兩株玉蘭樹體高大。枝繁葉茂，彌足珍貴。馮回蘭州向省長鄧寶珊匯報此事，并建議將財神殿改建為“雙玉蘭堂”，對古樹予以保護。5月，考察武威天梯山，撰《記武威境北涼創始石窟及西夏文草書墨跡與各種刻本》刊于《甘肅日報》。7月寫《麥積山石窟的古代民族文化藝術》刊于《甘肅日報》。9月，參加文化部炳靈寺石窟勘察團考察。1953年，國務院任命馮國瑞甘肅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3月，撰《炳靈寺石窟的歷史淵源與地理環境》刊于《文物參考資料》。7月，參加文化部麥積山石窟勘察團考察，事畢隨團到北京整理資料。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接見馮國瑞，聽取他對籌建麥積山文物管理所的意見。冬，母親趙太夫人在籍病逝。1954年，撰《積山大事年表》刊于《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任政協甘肅省委員會委員。馮國瑞先生自從抗戰后，專心致力于西北文史的研究，孜孜不倦，碩果累累。先后撰寫了《蘭州讀書記》《武威漢簡集零》《話雨軒雜文稿》《漢晉竹木簡雜記》《漢簡儀禮異文通假校記》《麥積山館叢稿》等著作。可惜這幾種書只是稿本，至今未能刊印。1957年后，在當時極其艱苦的環境下仍研究不輟筆耕不斷。1963年3月13日病逝于蘭州，享年63歲。
馮國瑞先生博學多才，在文學、歷史、訓詁、考古、書畫、詩詞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他不僅著述等身且還喜歡收藏古物、名書名畫，亦善臨摹字畫。其所收藏的名畫有《唐人布畫秘教故事圖》、《報父母恩重經變軸》（出自敦煌）、黃公望《水流云在圖》及米芾、董其昌等人真跡多幅，文物有11尊六朝佛，北宋鈞窯大綠瓷壇，宋、明、清瓷器精品若干。近代名人如國學大師王國維、梁啟超、張大千、齊白石、范振緒等所贈書畫作品更多。晚年大部分捐獻給了麥積山文管所，此外散佚者亦復不少。其臨摹之字畫尚存者有《萬歲通天帖寫卷》、《秦州馮仲翔先生臨雍睦堂法書卷》等。馮氏對麥積山下的瑞應寺也做了考證，至今寺內尚存有他于1955年題寫的“瑞應寺”匾額一塊。
二、關于秦公簋
天水一帶是秦人的發祥地，因而在西漢水上游和渭河上游留下了大量的歷史遺跡和珍貴文物。這些遺存，記錄了秦人早期生活、發展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歷來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馮氏對秦公簋的研考，是對故鄉乃至中國文物文化遺產保護的巨大貢獻，主要體現在他編著的大著《天水出土秦器匯考》一書。秦公簋的出土進一步證實古代秦州地區是秦人的發祥地，且明確了秦在這一地區發展的年代，是研究中國先秦歷史的重要文獻實物。
到目前為止，甘肅省出土的先秦青銅器中，在文化領域影響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莫過于1919年出土于“天水西南鄉”之秦公簋。民國八年即1919年，在秦州區西南秦嶺鄉梨樹坡、董集寨兩村與禮縣紅河鄉六、八圖莊相交處的廟山一帶出土了馳名中外的秦公簋。因是廟里祭器，又因當地有“死鐵爛銅，拿回家死人”迷信俗語故而概不敢搬回家，此后便當做廢銅賣給了天水人楊衣官在橫河里（今紅河鎮）街上開的“聚源當”。后被一個陜西姓張的古董商買走，帶到蘭州。因無識貨者，流傳至蘭州南關商肆，在廚房中盛殘漿。幸有識者發現并非普通古器，以高價收購，名聲大著。時任甘肅督軍合肥人張廣建聞風以權勢占為己有，其時當為1919年冬。張廣建（1864—1938），字勛伯，他督甘時期是指從1914年3月到1920年12月張廣建擔任甘肅省民政長兼甘肅都督及其離任的這段時間，當時管轄現在的甘、青、寧三省。他于1920年底離甘時又將此物帶至天津。在津第一個見到秦公簋的是著名金石學家、文獻學家羅振玉，因羅與張是故交，于是羅振玉出面誠邀了當時有名的青銅器拓本專家周希丁為該簋拓本。當代著名史學家、文物鑒定家史樹青在《悼念周希丁先生》一文記述1921年周先生曾手拓甘肅天水出土的秦公簋，秦公簋因銅銹很厚，以往不知有秦漢間刻字，希丁拓墨時才發現。羅振玉1921年11月27日給王國維的信札中說：“秦敦拓本存尊處者即以奉贈，影照后宜用玻璃板，石印不能用也。茲有致乙丈書求轉交。”此“秦敦拓本”即張廣建委托羅振玉誠邀周希丁所留的秦公簋拓本。羅振玉1921年11月致王國維的信札中又云：“前赴都料理八旗冬振，張廣建語鳳老，請看渠所藏西陲卷軸，中有晉魏寫經數種，余皆唐物，無甚奇品。乃無意中見一至寶。張頗儲銅器，率無可觀，弟問以甘肅有出土者否，乃出一敦，形至拙（張所以不見示者以此），而文字精絕，中有“十有二公”語，知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確為先秦制作。與商拓墨，初甚吝，后介一拓工，強請之，乃拓三分，彼留其二，以一本見畀。昨匆匆草一跋尾，當寄與易墨本二三紙，當可必得，得后當奉贈其一也。先將所得一本奉覽（海內孤本，幸鄭重收貯），拙跋亦附呈。此器文字，將來流傳必少，何不影照付《亞洲學報》，印之卷首，以流傳之乎（須照原大，不可縮小）。”羅振玉的嫡孫羅繼祖按語說：“又此札記‘秦公敦’之發現，亦證公巨眼識珍。”秦公敦即秦公簋。羅振玉據該簋銘“‘十有二公’語，知為秦穆公物，因是考知石鼓確為先秦制作”甚為高見，并由該札“拙跋亦附呈”可看出羅振玉已經就秦公簋作了跋文，即《松翁近稿》里的《秦公敦跋》（羅振玉：《雪堂類稿·丙·金石跋尾》第31頁，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如此看來，秦公簋的發現肯定早于1921年，故1921年、1922年、1923年出土之說是錯誤的。至于陳平所說的1916年之前說筆者不敢茍同，他說：“據1916年柯昌濟編行的《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即已著錄此簋的事實分析，該簋的出土時間至少不應晚于1916年。”其說可商。《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始于1935年印行，陳平認為此書的完成時間是1916年，是據此書周進作序言：“《韡華閣集古錄跋尾》者，二十年前純卿尚未弱冠，讀欵識時之所作也。”我以為這不能成為斷定它成書時間的理由，“二十年前”很有可能是該書開始撰寫的時間。而且此書言“先師王先生釋最為詳正，具見《觀堂集林》”，所說正是國學大師王國維那篇著名的《秦公敦跋》，而此文是1923年作，由此判斷柯昌濟作此文的時間必定晚于1923年，故筆者認為陳平的推斷是錯誤的。1922年8月24日王國維在致馬衡的信中提及“秦公敦”即秦公簋（當時稱簋為“敦”，自宋代以來誤釋簋為敦duì。清代錢坫改敦為簋，甚確），此信內容是1923年王國維在北京見到此物后所著《秦公敦跋》的雛形。秦公簋之所以引起學界的注意，首先歸功于王先生1923年撰寫的《秦公敦跋》即馮氏所言的“靜安先生即為之跋矣”這篇文章，“于是，舉世皆知。”
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徑18.5厘米，足徑19.5厘米，腹徑23厘米。弇口，母口深蓋，蓋面呈圓弧狀，蓋頂突起小圓握。鼓形圓腹，圈足外侈。雙獸首耳微上揚，耳下無珥。蓋坡沿與腹上部飾細密蟠虺紋，蓋面與腹下部飾瓦垅紋，圈足飾上下兩重波帶紋。蓋54字，器身51字，器、蓋聯銘，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計105字。另有秦漢間刻辭18字，共計123字。
秦公簋銘文字態端正規則，挺拔俊秀，靜穆大方，疏密有致，布局恰當，有其獨特的風格。紋飾制模時已使用可連續反復壓印的印版，銘文制作亦使用了方塊印模法，制字模時一一打就，字字連續印成，然后澆鑄。制作方法新穎，這種把每個字刻成單個陶泥活字，再拼湊起來的鑄銘工藝，實揚日后活字印刷字模之先例，是秦人發明創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是秦人創新精神的體現，也是秦國科學技術以及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產物，反映了我國青銅工藝的卓越成就。故著名考古學家馬衡曰：“秦公簋是用戳子印字在土范之上，這真是活字的創作了”。郭寶鈞云：“春秋而后，出有秦公敦者，銘文系用塊塊印模，字字連續印成，這或者是受了圖案印模的影響，推廣到文字方面的嘗試，應推為中國活字板之祖”。
秦公簋銘文全篇以秦公語氣表述，充滿了對先祖功業的歌頌，向天地與祖神祈福，也抒發了秦公本人繼承祖業，奮發治國的崇高信念。文中使用了不少周代金文中常見的套話，反映了此時嬴秦在青銅文化領域已同周人完全融合。
關于秦公簋的制作時代，有“襄公時”、“文公時”、“德公時”、“桓公時”、“景公時”等數說，至今仍莫衷一是。“景公說”（公元前576年—公元前537年在位）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采用。他們認為，秦公簋銘文與宋仁宗時得于陜西的盄和鐘極為相似，兩器均有“十有二公”之句，為同一秦公所作。這件盄和鐘在我國古代考古學之父宋人呂大臨編著的金文圖錄《考古圖》中有所記載。
據《史記》載，秦成為諸侯自襄公始，莊公稱公，是襄公稱公之后對其父的追謚。這樣“十有二公”無疑當從文公算起，指文公至桓公，十二公之后即為景公。二器銘文提到“皇祖”，既“受天命”“受國”“鼏宅禹跡”，自非襄公莫屬。襄公被周平王封為諸侯，“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被賜以“岐山以西之地”，顯然就是秦開國之先祖。襄公在秦的歷史上有其特殊地位，故不包括在“十又二公”之內。秦公及王姬鐘銘“先祖”之后，首數文公，即是明證。十二公是文公、靜公、憲公、出子（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即至景公。靜公是文公太子，未即位而卒，但《秦記》世系、秦公及王姬鐘銘都提到他，可見秦人自己承認他是先公之一。出子五歲立，立六年被殺時一個小孩子，秦公及王姬鐘銘未提到他，不把他看作先公，是可以理解的。因武公是出子之兄又是故太子，兄無必要尊弟為先公。但盄和鐘、秦公簋的作者，已是出子的六世孫，他追述先公，不包括出子在內，于理不通。《史記·秦本紀》、《秦記》所記秦世系都有出子，“十又二公”之內肯定應該有他。秦公簋與宋人著錄的盄和鐘銘文諸多相同，作器者為同一位可以無疑。作器秦公，宋人有楊南仲、歐陽修、趙明誠已提出，今人郭沫若、于省吾、陳夢家、馮國瑞、楊樹達、唐蘭、黃灼耀、張天恩、林劍鳴、聶新民、石志廉、王輝、張政烺、陳昭容、高明、董珊、郝本性、岑仲勉、杜廼松、朱鳳瀚、李朝遠、戴春陽、馬如森、彭裕商、賴炳偉、丁楠、史黨社從之。此簋的形制、紋飾與銘文內涵所顯示的青銅器斷代和景公所處時代也基本吻合。秦公簋、盄和鐘銘文與秦公大墓石磬殘銘文例、字體諸多相同，也可作為斷代的依據。簋、鐘銘文有“鎮靜不廷”，磬銘有“囗廷鎮靜”；簋、鐘銘文有“以受純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在位”，磬銘有“眉壽無疆，純魯吉康，作疐配天”；簋銘有“宓宅禹跡”，磬銘有“四方以宓平”；鐘、磬銘文具有“鍴鍴雍雍孔煌”。簋與磬“子”“竈”“虎”“弓”“鼎”“夏”“ ”“又”諸字風格極為接近，如出一人手筆。總的看，鐘同簋、磬的文字風格仍是接近的。
既然器主為秦景公，是時秦之國都早已遷至關中，為何此簋卻出土于秦之故都西垂所在的“天水西南鄉”之廟山一帶呢？答案只有一個，如前文所述，西垂乃秦人的桑梓之地，有秦人早期的族墓君陵，秦都雖遷而宗廟猶存，仍有貴族留守且一直保持著對先祖的祭祀傳統。此簋的銘文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是一件祭器。銘文極言先祖“十有二公”之赫赫功業，此類被后世稱之為“追孝”格式的銘文，《禮記·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勛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既然屬于祭器，則必陳于宗廟之內。叢文俊指出：“此簋本為廟堂之器，依刻銘風格推知，器、蓋于戰國時期商鞅變法作標準器之前，曾一度用為量器。如此，則秦文草體，當以此銘為先。”此簋為秦景公專為故都宗廟所作之器。但隨著近來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出土文物數量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國內學者，尤其是天水、隴南當地搞文史資料研究的地方學者，特別是對秦公簋的器主和年代，提出了“襄公說”，康世榮、馬漢江、陳澤、雍際春等均持上述說法，他們都主張“十有二公”第一公當是中潏。這是對考古學知識的匱乏、青銅器物器形紋飾、分期的斷代、春秋秦系文字的特點不甚了解所造成的。他們均承認大堡子山秦公墓為襄公、文公墓，出土的襄公簋、文公簋很明顯跟民國初秦公簋的器形完全不同，該簋弇口，蓋捉手高大，蓋沿坡度較陡，龍首形耳有珥，圈足下附3卷角獸首支足，虎爪狀趾。蓋頂捉手飾變形鳳紋，蓋坡沿與器口沿飾竊曲紋，蓋面與器腹飾瓦棱紋，圈足飾垂式重鱗紋一周。蓋內與器內對銘，銘文僅有5字，為“秦公作寶簋”的短銘，因此時的秦國剛建國不久，沒有鑄造長銘文的能力，銘文書寫風格上結構上“多仍周舊”，與西周晚期文字一脈相承，而傳世秦公簋的銘文長達105字，并且所飾的是具有秦國特色的細密的勾連蟠虺紋，這種紋飾在春秋早期沒有而開始流行于中期，中晚期的景公時期這種紋飾已經相當成熟。傳世秦公簋在書寫風格上已經發生了大的變化，書寫更加規范，秦篆即是在這種規整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持器主襄公說的人，全然不顧及器物自身的斷代。他們無視春秋中晚期秦青銅簋的物象特征，諸如腹圓巳無垂意，蓋頂捉手低矮，耳小上翹且無珥，獸首已退化得圓渾無棱，圈足外撇而無支足，細密蟠虺紋已成主飾，銘文字態方正勁秀已近秦篆等，根本不愿進入青銅器物學領域，不考察秦公簋形制、紋飾、銘文字態及工藝水平的時代特征，只死摳器銘中“十有二公”一語，而對此語的起止，又完全是定標準的臆判。他們認定了十二公應自中潏算起，故十二公之后的作器者非襄公莫屬。早在70年前先賢馮國瑞就斷定秦公簋為秦景公時物，可見馮氏的確是一位了不起的杰出學者。
三、馮國瑞在秦公簋研究中的貢獻
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秦公簋，可以說是傳世秦國青銅器中最著名、最炫目的一件。它的頗具戲劇性的傳世經歷為其披上了一件神秘的面紗。秦公簋為秦西垂宗廟祭器，該器于民國八年在天水西南鄉出土。秦在西垂經12公(文、靖、寧、出、武、德、宣、成、穆、康、共、桓，桓之后為景公）。此器為秦景公時所制(約公元前576年）。為了紀念該器在天水出土，天水市博物館于1986年由北京將原器復制一件，復制品比原簋略小，以示區別。銘文是用單字模打在陶范上，而后鑄出。銘文記述秦國的祖先在華夏建都已經12代，威名大震，秦景公繼承前輩的事業，要永保四方的土地。大意為：秦公說，宏大顯赫的朕皇祖，承受天命，本華夏族，傳十二公，在帝之旁，敬畏天命，長相保秦，朕秉承明德，威威武武，萬民遵命(蓋銘）。眾多賢士，既文且武，明察靖服，不聽命者，虔誠恭敬，朕之所祀，作宗彝祭器。上壽無疆，峻極在天，大享吉慶，奄有四方，極其合宜(器銘）。
國內系統介紹秦公簋來歷的便是民國年間赫赫有名的甘肅名士馮國瑞先生。1926—1927年求學于北京清華國學院梁啟超門下的天水人馮國瑞，讀到同為該院作導師的王國維為秦公簋所作的跋文后才得知該簋出于故鄉天水，心情激動有感于斯，他畢業回家鄉后繼續對秦公簋作深入考證研究。
考釋秦公簋時，由于民國初年在天水出土的原簋早已在北京大興馮恕處，馮國瑞無緣見到此物。1942馮氏親赴重慶中央圖書館借得合肥張氏拓本，鉤摹了原簋器圖形及銘文款式，注明大小尺寸，然后詳加考釋。此時，全國學人，薈萃山城，先生與著名學者商承祚、吳其昌、郭沫若等歡聚談藝，探討學術，考釋文物，研究金石之學。1931、1933年商承祚兩次在北京見到秦公簋，于1943年4月10日在重慶撰寫了《秦公簋跋》；1944年馮國瑞返回家鄉。天水是秦王朝發祥之地。秦之先人世居西犬丘(今天水西南），因而天水出土的先秦文物較多。馮對天水南鄉收集到的周秦青銅器及其車馬器如秦車輨(車轂端之銅帽）繪圖著文，詳為考證，連同秦公簋(秦宗廟的祭器）匯集創見，著《天水出土秦器匯考》1冊。馮又冒著戰火再去重慶，經他的同窗摯友吳其昌等審定，于12月刊印成書。
1940年馮國瑞在天水居住，與客居在天水的古典文學家杜學知、胡楚白，留學生劉耀黎共籌資于1941年成立了隴南叢書編印社。此社旨在編撰整理天水歷史上有名的著作、編印當代甘肅省著名學者的著作及發行進步書刊。1945年因發行進步書刊被國民黨當局査封，先后出版地方學者著作30多部。該社成立之初，首先編印了馮氏的三部重要著作《麥積山石窟記》（隴南叢書之一）、《秦州記》（隴南叢書之二）、《天水出土秦器匯考》（隴南叢書之三）。《天水出土秦器匯考》系陳柳洲先生手寫而后石印的。隴南叢書編印社《編后記》有言：“又此書承陳柳洲先生手寫，于此一并致謝！”其時陳柳洲二十多歲，是天水有名氣的書法家。據天水師院劉雁翔教授介紹，《天水出土秦器匯考》之馮國瑞手稿他在天水朱據之先生處見過，順便留有復印件。馮氏既是大學者又是知名書法家，手稿彌足珍貴。（劉雁翔：《馮國瑞與<天水出土秦器匯考>》，《檔案》2015年第3期第45頁）
《天水出土秦器匯考》1冊，不分卷。此書為隴南叢編印社書之三。扉頁有馮國瑞題字，書首有插圖6幅，均為秦公簋器型摹本、“秦公簋器銘”雙鉤摹本、“秦公簋器蓋刻辭”摹本、秦公鐘刻辭摹本、秦車輨圖摹本，有胡受謙序及馮國瑞序兩篇，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石印本。全書共收王國維《秦公簋跋》、商承祚《秦公簋跋》、郭沫若《秦公簋韻讀》、吳其昌《與馮仲翔論秦器書》、劉文炳《與馮仲翔論秦公簋書》《秦公簋及秦盄龢鐘兩銘文為韻文說》《十有二公后之秦公說》等7篇及馮本人《秦公簋器銘考釋》《秦公鐘器銘考釋》《秦車輨圖考》3篇考釋文章共計10篇文章。匯考中除王國維先生的“秦公簋跋”系1923年的著作，其余文章均系先生與當時散居蘭州的劉文炳、重慶的商承祚、郭沫若、吳其昌專家學者就教商榷之作。
關于 《天水出土秦器匯考》的寫作緣由，馮之自序說得較為清晰。
民國八年天水西南鄉出土銅器頗多，旋即散佚。今傳世秦公簋，初流傳至蘭州商肆，置廚中盛殘漿，有賈客以數百金購之，其名乃大著。后為 合肥張氏所得，攜往北平（《隴右金石錄》慧按：民國時期臨洮人張維《隴右金石錄》是甘肅首見著錄秦公簋的著作）。十二年，王靜安先生既為 之跋矣，于是舉世始知矣。趙宋以來，呂大臨《考古圖》《宣和博古圖》《嘯堂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所著錄之盄龢鐘與此簋文字大半相同，而 鐘銘摹刻失真，殘缺脫譌（訛）。系受魏正始石經古文體影響，體制變易，今可證其所由訛也。惜原器轉徙，不知今在何處，即拓本亦不易得。因 匯集諸人考釋，以存鄉邦文獻。后有作者，此為嚆矢。
即是說“匯考”一是要匯集今人諸多考釋，二是要糾正古人的錯誤，三是要通過研究和匯集相關研究成果，引起學者對秦文化研究的重視。
馮序記載了秦公簋的發現時間、流傳經過及其史料價值。所收文章主要考證了秦公簋、秦公鐘、秦車輨的制作年代，考釋了簋鐘之銘文。該書共收有馮氏三篇考釋文章，其中第一篇《秦公簋器銘考釋》用功最勤，有釋文，有注解，有考證，對“十有二公”之詳考，對“西”之地望研考甚為精彩，可謂是對王國維《秦公簋跋》“西”之地望考證的重要補充。
按西之地望，《史記·五帝紀》，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裴駟案鄭玄曰：“西在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 山。”《周勃世家》：“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丞，西縣之丞也。”《樊噲傳》：“別擊西城丞白水北。”《索隱》曰：“西，謂 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擊西縣之丞于白水之北耳。《晉書地道記》：“天水始昌縣，故西城也，亦曰清崖 峽。”《后漢書·段潁傳》注：“西縣，故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通典》：“漢西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清一 統志》：“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南。”《州志》云：“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靜安先生誤“東南”。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里之鹽官鎮、店子 鎮、大門鎮一帶，富有故城遺跡。
馮氏進一步指出了西縣地望的大致范圍，是對王國維關于“西者，漢隴西西縣名，即《史記·秦本紀》之西垂及西犬丘。”這一結論的重要補充。第二篇《秦公鐘器銘考釋》是對北宋以來著錄于歐陽修《集古錄》等金石著作的秦公鐘的考釋，實際上是考究少而列舉先賢的成果多，屬于輯錄而釋之流。第三篇《秦車輨圖考》是別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秦車輨考釋。此物因暴雨沖刷偶然面世于“天水南鄉”，馮氏差遺其弟馮國珍搶救性收購銅車輨三件，而后馮氏繪圖并考釋之，并斷定“今此車輨發見于天水，與鐘簋等器當同為秦先公之遺物。由質轉文，金縷涂錯，制作之精，上侔天子。劉昭《輿服志》稱，秦以戰國即天子位，乘與備文，《駟職》《車轔》見于秦風，當不自穆公后始進桓赫也。”將此車馬器納入早期秦文化研究范疇，見解獨到其說新穎。
《天水出土秦器匯考》是我國第一部金石研究論文集。該書學術價值頗高，為探討秦人在西犬丘的活動提供了重要線索，直到今天，仍被國內許多著名專家學者研究引用。如2005年2月19日《中國文物報》所刊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大作《探索秦國發樣地》即首當其沖引用“匯考”文圖。
先賢馮國瑞為弘揚桑梓文化身體力行，功不可沒。國學大師梁啟超譽之為“美才”、“奇才”，認為“百年以來，甘涼學者，武威二酉堂之外，迨未或能先也。”他是秦公簋出土地天水第一個研究該器物的學者，他對故鄉出土文物的研考是開拓性的，對秦公簋的介紹及考釋，對出土時間的結論尤為正確，特別是對該器所屬時代的論斷，均相當精辟，其結論為海內外專家所接受，考證方法縝密科學，已超出了清未民初關于宋代秦公鐘（與秦公簋系同一秦公所作）的學者，發展了我國歷史考據學和訓詁學，為我國學術研究做出了新貢獻。他的考證進一步證實了早期秦人在天水一帶活動的史實，為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同時他的金石史料互相參證的研究方法也為文物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方法。馮氏對家鄉這一珍貴器物秦公簋從20年代后期起就開始研究，于40年代初撰成論文并匯集成冊，論述秦公簋藝術成就之所在。他開天水人研究秦公簋之濫觴，雖艱辛在前，而功在后世。關于該書的學術價值，筆者認為有以下五點：
（一）是第一部關于秦早期青銅器的論文集，作者站在歷史的高度斷代秦公簋為秦景公時物，現已成為不刊之論，如王國維認為秦公簋制作年代當在秦德公徙雍以后即穆公時物，郭沫若認為當在秦襄公時，而馮國瑞認為“絕非景公以前之物也”。他又在自己的高論之外還粹集了王國維、郭沫若、商承祚等學術大家對秦公簋的最新研究成果，使其在集中展現的同時，為進一步研究此論題提供了便利和新的思路。此書為研究先秦史提供了珍貴的參考資料，為后人研究天水西部的先秦文化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天水出土秦器匯考》著述，代表了馮國瑞金石考證方面的最高成就。他是利用考古文物探索秦人早期歷史的第一人，明確提出了天水是秦人發祥地的觀點，同時他也是國內第一個將秦公簋隸定為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時的學者。
（三）馮國瑞先生是天水最早著錄此簋的，他在大著《天水出土秦器匯考》序言中說：“民國八年天水西南鄉出土銅器頗多，旋即散佚。”雖然這短短的19個字，但里面蘊含的信息量卻較大，最起碼有如下三點：一是據此可知此簋的具體出土時間是“民國八年”即1919年，這就充分否定了諸如《辭海》等所言的1923年等說法。二是馮氏言明了出土地為“天水西南鄉”。事實上民國時期天水無此建制，這是一個方位名詞，當指位于天水西南的某一鄉鎮。關于該稱謂最早見于清光緒十五年由甘谷人王權、秦州人（今秦州區秦嶺鄉任家大莊）任其昌等編撰《直隸州秦州新志》卷之二《地域》，云：“是年，賊擾秦州西南鄉，自楊家市（寺）至橫河鎮，破堡三十余處。”此處之“秦州西南鄉”即馮氏所謂的“天水西南鄉”，這說明了清同治年間回民反亂時攻占了秦州西南鄉今楊家寺、秦嶺、紅河一帶的三十多座堡子，確知了就是這幾個鄉所在的三十余座堡子而非他處。據此可見“天水西南鄉”一語并非馮國瑞先生所獨創，是早在清光緒年間就有這個稱謂，而是他沿用了歷史上這一傳統說法而已。這也就充分斷定了并非有人說的秦公簋出土于小天水（今天水鎮）一帶的說法，因為小天水在天水原先的地方志即清朝和民國時期的所有史志里均言明是“天水南鄉”，況且據史料記載馮氏參加了民國二十八年成書的由任承允、哈銳、賈纘緒的《天水縣志》的編撰工作，而該志即是參考《直隸州秦州新志》這一范本編撰而成的，他知道“天水西南鄉”和“天水南鄉”的方位區別，因此上說秦公簋出土于今秦嶺、紅河相交處的“天水西南鄉”是可信的。在《直隸州秦州新志》里把俗名叫的小天水今天水鎮稱為“南鄉”，與平南、齊壽是一個方位。民國時期的“廟山”一帶屬天水縣西南鄉即今秦嶺鄉、楊家寺鄉、紅河鎮交界處。民國以來楊家寺全鄉稱士子里，民國29年（1940年），楊家寺鄉更名為士子鎮，1949年8月后改為士子鄉。現今紅河鎮北出口2里處的楊家寺士子村，人們一直習稱“士子里”，而現在的秦嶺鄉在1940年金華鄉成立之前一直稱為關家店。為配合抗戰的需要，民國27年（1938年）天水當時編印了一套反映和普及天水知識的 “鄉土叢刊之二”通俗讀物《天水小志》，編著者在該小志的前言部分最后標注的時間是“二七七.一九”，即“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天水小志》由轉移到天水戰區中小學教師甘肅服務團編寫的。全志1.5萬字，分為沿革、輿地、氣候、物產、政治、宗教、禮俗、人物、勝跡、古物等15條，內容與《天水縣志》相差無幾。《天水縣志》卷之一《地與·古跡》：“楊大淵故里，在縣城西南九十里楊家寺。”而《天水小志》第十四章“勝跡”之三遺跡中有“楊大淵故里，在西南鄉楊家寺；天水故城，在南鄉天水鎮東山下”等詞條。楊家寺即今天水市秦州區西南90里處的楊家寺鄉，由于宋末元初的天水籍武將“閬中郡公”楊大淵（？——1265年）被楊家寺楊姓人尊為直系先祖，故楊家寺為其故里。民國時期楊家寺為天水縣西南鄉所轄可知，當年確有“天水縣西南鄉”這一習慣稱謂。馮氏在《天水出土秦器匯考》中所收的他撰寫的《秦車輨圖考》一文中說：“三十三年秋，天水南鄉暴雨后出土古車數輛，器飾零碎頗多……”等語，再次說明當時另有“南鄉”這一方位稱謂，而這一車馬器估計就是在今天水鎮一帶出土的。《天水小志》還有“冀縣故城，即西北鄉關子鎮”等語言描述，這些均說明當時有南鄉、西南鄉、西北鄉的傳統稱謂。由此可便知，今秦州區秦嶺鄉、楊家寺鄉，禮縣紅河鄉1919年前后歸屬天水縣西南鄉所轄，則作為秦公簋出土地的西秦嶺廟山一帶在行政區劃上歸屬于天水縣西南鄉的說法是有據可循的。
（四）第一次將宋代秦公鐘（又稱盄和鐘）、民國八年（1919年）出土秦公簋及其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天水南鄉出土秦車輨放在一起研究，并將其定位為“秦先公之物”，實際上體現了一種新的學術理念——研究秦文化可將其發祥地“西垂”分出來作為一個單元進行。即現在天水、隴南兩地唱響的秦早期文化、秦源文化或西垂文化，這為早期秦文化探研開了一個好頭，起到了一個示范作用。
（五）雖然馮國瑞關于“十有二公”從襄公算起等觀點屬宋代人之陳說舊論，但他也有新說精論，如關于“西”之地望即西縣地望的考述，再如關于車輨時代的判斷等。更為重要的是他以秦器為論題誠約馬敘倫、吳其昌、商承祚、胡受謙、劉文炳等撰文寫序論述，有意識地將論題引向深入，引出名家宏論，大大提升了“匯考”的學術價值。如商承祚對秦公簋銘文制作的新見。時至今日，關于秦公簋的研究仍在繼續深入，仍在爭論辨析。但研究秦公簋、追朔其學術源流誰也不能無視《天水出土秦器匯考》存在，誰也繞不開《天水出土秦器匯考》這部大著。
1949年，馮氏得到了其至交摯友王新令所珍藏多年的溧水濮氏秦公簋拓本贈予，馮大喜過望，遂即賦《往著<天水出土秦器匯考>都四種，以秦公簋為冠首，新令自京旋蘭，以溧水濮氏所藏拓本見貽》詩一首。詩曰：
蘭蕙繁沼澤，庭階覺獨好。鼎彝出山川，鄉邦情尤寶。吾土秦勃興，宗器難永保。湮沒二千年，精英騰泥潦。始歸合肥張（勛伯），卒流入三 島。墨拓見猶稀，考訂海寧早（王靜安師）。體制仿獵碣，銘辭一脈紹。昔參史公書，初為《秦器考》。皇皇十二公，佐證資探討。鉤摹遜趙薛， 分寸積叢稿。敝帚竊自珍，卑論殊草草。同嗜惟有君，南游烽燧擾。濮翁貽卷軸，飛來一器抱。相見即示余，驚喜真絕倒。展玩忘陸沉，藉茲滌郁 惱。故紙敵瑾瑜，徽獻騰豐鎬。憑君恣所求，和璧靳歸趙。（馮國瑞：《絳花樓詩集》（內部鉛印本），天水，2000年第179—180頁）
按：王新令（1904—1965），字鼎若，好楚清，天水市秦州區人。師從天水任承允(1864--1934年)及南通張謇，后歷任天水中學校長，鄧寶珊軍長行署主任兼秘書長，民國時曾任檢察院監察委員，甘寧青監察史。解放后為甘肅省政協委員。工詩文書法，各體俱佳。詩中言秦公簋“卒流入三島”(“三島”系國人對日本的別稱）不確，秦公簋曾幾度轉手，但始終在國內，1950年由著名收藏家該簋收藏者馮恕的后人捐獻給故宮博物院，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2009年9月上海辭書出版社《辭海》（第六版彩圖本）第1817頁有秦公簋詞條。
馮國瑞先生于70年前所編著的《天水出土秦器匯考》及他所撰《秦公簋器銘考釋》《秦公鐘器銘考釋》兩文，特別突出考證了國寶秦公簋這件大事。秦公簋出土于天水，馮對其情有獨鐘，早在80年前就與國內學者、專家商榷考證，現珍藏于北京國家博物館，列為國寶。馮氏遠見卓識，令人敬佩。
作者介紹：
趙文慧，1974年生，天水市秦州區秦嶺鄉虎皮溝人。現居煙臺經商。尤喜天水民俗、方言、地方文化及秦文化研究。著有《魅力秦源》、《文化秦源》、《守望秦源》等“秦源文化三部曲”和《天水出土秦公簋研考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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