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克新（1326～1396年），是元明之際秦州（即今天水）載入國史的鄉賢名宦。他生于元后期泰定帝泰定三年（1326年），卒于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的青年時代是在元末社會動蕩和改朝換代中度過的，及至明朝建立，門克新已年屆42歲，正值中年。其見于正史的事跡也主要發生于進入明朝的中晚年時期，尤詳于其晚年任職京師。
據《明史·蕭岐傳附門克新傳》記載，門克新入明以后曾任秦州教諭。后任期屆滿，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赴京述職。朝見太祖時，其熟通經史、博學多識得以顯露，并以直言國家政治得失而得到太祖賞識，賜任左春坊贊善，后遷禮部尚書。其時，門克新已年屆七旬，旋因病辭官，不久病逝。
有關門克新的生平和事跡，無論正史還是地志，記載都比較簡略。現以《明史》附傳資料為依據，結合其他資料，對門克新作為明初鄉賢名宦的事跡和貢獻作一簡略概括。
首先，主持州學教務，促進地方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據《大明一統志》記載，門克新在“洪武中，由儒士任州學訓導，生徒多至成效”。可知門克新并非科舉入仕，而以“儒士”起身，故而得以儒士身份進身州學訓導。由于門克新才華出眾，長于詩文，言傳身教，教授有方。又擅長管理，且長期執掌教務，一時秦州生徒慕名而至，競相入學受教，這無疑對于促進地方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形成重文興教之風，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門克新從中年至晚年20多年一直在家鄉，雖然他何時出任州學已無從確知，但長期執掌州學教務當可肯定，應該說他把中晚年的主要時間和精力都貢獻于家鄉的教育文化事業，并非過譽。“公雖以任顯，而功業有助于鄉里”。當為準確評價。所以，門克新長期致力于秦州教育事業的發展并取得明顯效果，是他一生最大的貢獻。
其次，學以致用，保民治致。門克新擔任秦州州學訓導之職屆滿，已經67歲，能夠赴京述職并受到明太祖召見，無疑是他在秦州州學授課、管理成績卓著之故。而在朝堂之上與太祖討論“經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則又使他飽學經史、博學善辯，縱橫群書而學以致用，馳騁教壇而心懷天下的能力和才華得到展現，并深得太祖嘉許。史載：“當是時，太祖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帝不為忤。厥后以言被超擢者，有門克新。”于是，門克新便由九品以下的州學訓導，直接躍升為從六品的左春坊左贊善。其職為協助左春坊主官——左春坊大學士“掌太子上奏請、下啟箋及講讀之事”，從事輔佐左春坊大學士執教皇太子事宜。可見，門克新深受太祖器重。任職期間，還曾受命撰寫《長江萬里圖記》。“慎固疆域，保民治致，勵精圖治。”其文采華章、治學經國，心憂天下，關心民生疾苦的襟懷和品格，堪為士林表率。所以，門克新出任左春坊左贊善歷時不長，又被太祖破格任命為正二品的禮部尚書。
再次，正道直行，稱譽士林。門克新雖以儒士入官，又長期從事同“民事無所與”的教育工作，但他與單純從教、只知“訓士”而不問民生和國家興衰的腐儒完全不同。從教之余，他既能體察民情，又能不以位卑所限，用所學尋求治國之良策，揭露官吏因循茍且之弊端，直言國家政治之得失。這不僅體現了門克新治學從教堅持學以致用的革新精神，而且更顯示了他心懷天下、關心家國社稷的寬廣胸懷和凌云之志。正是這種教學不以讀死書為務，追求學以致用，為官不計個人得失，唯家國天下安危為念的情懷，與平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心靈深處達到了共鳴。于是，門克新不僅由此“以亮直見重”，稱譽士林，而且，接連被明太祖委以重任，官至禮部尚書。其“得千載一時之譽”絕非偶然。門克新能夠從教以經世致用為務，為官以正道直行為念，一方面與其出身下層，目睹元末戰亂和民不聊生的經歷有關；另一方面，也是千百年來隴右地區民間興盛不衰的質直、尚武風俗的習染使然。所以，他能夠從教而成效顯著，為官“以亮直見重”，在地方鄉梓和京城都獲得成功，也成就了他鄉賢名宦的良好聲譽。
凡是有功于國家，造福于鄉梓的人，歷史不會忘記，百姓也不會忘記。門克新去世后，據說太祖朱元璋為之親撰祭文，贊其“丈夫之志可以撼矣，爾其有知，服斯諭祭”。秦州官民在文廟前修建門尚書祠堂；明代文學家、茶陵詩派領袖、禮部尚書李東陽撰《門尚書祠堂記》，后被以《秦州鄉賢記》勒石刻碑于祠中。正所謂“君子有功，則祀于國，有德則祀于鄉”。由此可見，門克新確是一位功德圓滿的鄉賢名宦。 （《天水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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