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建設國家級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
悠久燦爛的河西走廊絲路文化
莫高窟132窟壁畫伎樂場景
敦煌漢代長城
絢麗的敦煌文化
□鄭炳林
敦煌這個在甘肅省西北部戈壁中的小小綠洲，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之孔道，是古代絲綢之路連接東西方文明的咽喉之地，由絢麗多彩的敦煌壁畫、彩塑和包羅萬象的莫高窟藏經洞文獻構成了它舉世矚目的文化藝術寶庫，它是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影響深遠的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等四大文化體系交流融匯之地，由此而形成瑰麗的敦煌文化。它包容了古代儒、佛、道、摩尼、景、祆等宗教之精華，也保存了古代漢、藏、梵、回鶻、于闐、粟特、西夏、吐火羅等語言文字，是真正的世界文化遺產。
通過研究敦煌文化的載體——敦煌壁畫、彩塑、藏經洞文獻以及敦煌地區古代文化遺存等，我們認為敦煌文化首先是作為絲綢之路上一種帶有鮮明的地域內容、色彩、風格、形式的文化現象而存在的。雖然它是一種特殊的地域文化現象，但是，它的形成和發展必須具備一定的基礎和條件，這個基礎和條件就是本地域的主流文化。由于各個地理區域單元所處的地理位置和接觸的文化形式不同，各種地域文化才具有了它的多樣性。敦煌文化有著非常鮮明的地域風格，并且和當時的主流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當時由于上述的特殊性，它又不完全等同于主流文化，作為“華融交匯一都會”的敦煌，它的文化中還包括來自其他民族的材料，是多種民族文化交匯而成，從敦煌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各類胡風胡化的影子。
敦煌文化在古代世界格局中是屬于華夏文化體系的，與我國其他諸如楚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等地域文化一樣都存在文化的共同性。而這種共同性的主要表現：一是對華夏主流文化的認同性，即敦煌文化的根是我們延續數千年而不斷裂的中華文明。二是它能以兼容并蓄的胸懷去吸收其他文化支流，對各種支流文化都有很好的吸納，然后有所創新。
特殊的敦煌文化之所以具有其特殊性，首先是因為地域位置的特殊，正因為敦煌是絲路咽喉之地，它有文化生成和傳播的自然地理環境。自出長安，沿絲綢之路往西，只有從敦煌開始，絲綢之路才分為北、中、南三道，繼而通往中亞，進而達到西方。沒有敦煌的地形、生態、氣候等就無法形成這種特殊的敦煌文化。其次，正因為有了絲綢之路這一特殊的地理背景，中西文化才得以在敦煌地區交匯，從而構成了敦煌文化特殊的文化背景，一面是華夏的主流文化，另一面是多民族的異域文化，在敦煌交匯。
敦煌文化的特點：一是寬容性與包容性。敦煌所處的地理位置不是封閉的，而是絲綢之路上“華融交匯一都會”，其兼容并蓄的特質，通過南來北往的胡商群體，溝通了中國在內的世界四大文化體系，因此形成了敦煌文化中一面是中原主流文化，一面是多民族支流文化的格局。同時，敦煌石窟、壁畫、彩塑的表現題材絕大多數都與佛教相關，藏經洞文獻中絕大部分也是佛教文獻，所以在敦煌文化中，佛教文化表現得比較豐富也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雖然不能將敦煌文化等同于佛教文化，但是佛教文化兼容的特性也影響了敦煌文化的寬容與包容性。
二是延續性與穩定性。敦煌文化的生成和傳承跨越了千年，從莫高窟早期北涼石窟中的壁畫到明清時代重繪的壁畫，經歷了1000多年，從公元前2世紀西漢敦煌建郡到公元11世經藏經洞封閉，也經歷了1000多年的時間。這都充分說明了敦煌文化處于相對的穩定狀態，沒有受到過嚴重的破壞。正是因為敦煌文化寬容、包容、延續、穩定等特性，直至今天我們都能領略到歷經千年而在的絢爛文明。
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言：“我們知道，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可見敦煌文化是多種文明互相交融、促進、共存的多民族文化。敦煌文化展現了它追求兼容、和平、進步、發展的時代精神。
嘉峪關及長城文化
□俞春榮
長城文化即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長城凝聚著中華民族歷代勞動人民的勤勞、聰明、智慧，它是祖先遺留給我們的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是屹立在中華大地上的一座不朽的歷史豐碑，是人類文明的驕傲。
長城是文化藝術的搖籃。許多文學家、藝術家用詩詞歌賦、書法繪畫謳歌長城，給中華民族留下了大量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在萬里長城身上所蘊藏的中華民族文化藝術內涵十分豐富，除了城墻、關城、鎮城、烽火臺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飾、繪畫等建筑藝術之外，還有詩詞歌賦、民間文學、戲曲說唱等。
長城是愛國主義教育場所。以長城為中華民族抵御外侮、艱苦奮斗的標志，以長城昭示著民族毅力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建設“心上的長城”是中華民族團結振奮、為人類作出貢獻的新起點。巍然屹立的長城是歷史的見證。
特殊的自然環境，重要的地理位置，多樣的民族民俗，復雜的歷史進程，使甘肅文物在帶有與華夏文明一體相連的共性特征的同時，又獨具風格，表現出鮮明的地域特色、絲綢之路特色、佛教藝術特色、長城邊塞特色和民族特色。
甘肅境內古長城總長度達4400多公里，有秦、漢、明三代長城以及魏晉、宋、西夏和元代的城障，而且秦、漢、明三代長城的西部起點均在甘肅境內。沿古長城分布有大量的關隘城堡，其中敦煌的玉門關和陽關扼絲路古道之咽喉，高臺駱駝城和安西鎖陽城分別為國內保存規模較大和較為完整的漢唐古城，嘉峪關更是氣勢雄偉，堪稱“天下第一雄關”。
正是由于長城在甘肅境內的歷史存在，長城文化就與甘肅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即影響建置形成、保障推進先進生產力、屏護絲綢之路、促成民族融合與發展，同時還對甘肅歷史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甘肅境內的絲綢之路，隨長城的產生而產生，隨長城的形成而形成，隨長城的延伸而延伸。絲綢之路自甘肅之東到西，始終以長城為屏障：得長城之屏障而形成，得長城之屏障而發展。隨著長城的建筑，戰事的平息，人民的安定，生產的發展，物資的豐富，“交換”的需要就應運而生。原用于修筑與守衛長城的“交通大道”，就自然成了互通有無的“交換”之道。絲綢之路即在甘肅境內由東向西逐漸形成與接通。同時，也在長城的屏護下發展。
長城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無論絲路文化，或是敦煌文化，都與長城文化息息相關。中國的傳統文化認為，長城文化是內向型文化，而絲路文化是外向性文化，兩種文化的結合使嘉峪關的地位更加厚重。嘉峪關雖然在歷史上是一個人煙稀少的地區，但通過嘉峪關這個絲綢之路的重要關口所形成的文化載體，是河西走廊和整個甘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甘肅長城文化和絲路文化起到了一定的引導和促進作用。
西夏文泥活字版維摩詰所說經
北涼造像塔
西夏文化在武威
□于光建
西夏是由黨項族拓跋氏于公元11世紀至13世紀初，在我國西北地區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先后與宋、遼、金并立長達2個世紀。其典章制度多仿唐宋，創制了西夏文字，以儒學治國，崇信佛教，大量翻譯漢文典籍和佛教經典，創造了輝煌而獨特的西夏文明。
“大夏開國，涼為輔郡”。在近200年的歷史中，作為陪都的武威“輻輳交會，日有數千”，是西夏的西部經濟都會和文化中心，境內保留有豐富的西夏文化遺存。
武威是近代西夏學的發祥地自西夏滅亡后的100多年，建立西夏王朝的黨項族帶著他們創造的文化漸漸消失得無影無蹤。首先揭開西夏面紗的是清代著名學者武威人張澍。清嘉慶九年(1804年)，張澍與友人在涼州大云寺游覽時，在一封閉的碑亭中發現了一通石碑，石碑正面的文字“乍視，字皆可識，熟視，則無一字可識。”之后，張澍根據石碑背面漢文才知道，此碑是西夏天祐民安五年所立的護國寺感通塔碑，正面和漢字相似的方塊字正是消失已久的西夏國字——西夏文。張澍也成為近代第一個辨識出西夏文字的學者。西夏碑是迄今所見唯一的西夏文和漢文對照文字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西夏碑刻，碑銘在研究西夏的社會經濟、土地制度和階級關系、西夏國名、帝后尊號、紀年和官制、民族關系、佛教盛況等方面都是豐富而珍貴的資料。1961年，西夏碑被國務院公布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就在發現西夏碑的第二年，即1805年，金石學者劉青園在武威發現了幾壇錢幣，從中發現了西夏文“大安”“乾祐”“天慶”以及漢文“元德”“天盛”“乾祐”“天慶”“皇建”“光定”諸品。他根據西夏碑文字，判斷出其中的梵字錢，即“西夏文錢”，這是西夏錢幣考古史上第一次有明確文獻記載的重大發現，使得西夏錢幣在錢譜中初具規模，形成系列，成為人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武威是西夏的佛教中心西夏社會篤信佛教。西夏時期的武威寺院廣布、塔廟林立，是重要的佛教中心和佛經譯場。皇家寺院護國寺規模宏大，僧侶眾多，香火旺盛。寺內感通塔多有靈瑞，被稱為“護國寶塔”和“涼州金塔”。此外，還有金剛亥母洞石窟寺、天梯山石窟寺、小西溝峴修行洞、海藏寺、圣容寺、崇圣寺等也是西夏重要的佛教傳播寺院。西夏中后期，藏傳佛教開始在武威盛行，這為蒙元時期“涼州會盟”的成功舉行奠定了堅實的宗教基礎。
武威豐富的西夏文化遺存是揭開西夏神秘面紗的珍貴資料新中國成立以來，武威是發現西夏遺址最多，出土西夏文物最多的城市。迄今為止，武威西夏博物館保存金銀器、木器、西夏文獻、佛造像、青銅器、瓷器等各類文物2000多件。武威發現的西夏文物不僅數量上全國最多，而且在國內所藏西夏文物中也是獨具特色。有的價值極高，視為國寶；有的為首次發現，填補了考古空白。特別是西夏碑、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經、木緣塔、木版畫、金碗、銀錠等更是國內獨一無二。
甘肅漢簡：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張德芳
甘肅不僅是近世以來最早發現漢簡的地方，而且也是出土漢簡最多的地方。1907年和1914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第三次赴中亞考察，在敦煌、酒泉長城沿線挖掘了3000多枚漢代簡牘，揭開了上世紀初簡牘大量出土的序幕。上世紀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漢代的居延一線包括今天的酒泉金塔和內蒙古額濟納旗發現漢簡10000多枚，是當時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重大成果之一。
1959年，武威磨咀子《儀禮》簡和“王杖十簡”發現，是古代典籍第一次成冊出土。1972年到1974年，居延考古又以新出20000多枚漢簡而引起世人的再度注目。1979年，離敦煌95公里的馬圈灣烽燧遺址出土漢簡1200多枚，為我們研究玉門關位置、西域諸國以及絲綢之路提供了新材料。上世紀90年代初發掘懸泉置遺址，在一個遺址上一次就出土23000多枚漢簡，被評為當年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到目前為止，全國出土漢簡73600多枚，而甘肅就出土60000多枚。除了漢簡外，甘肅還有天水放馬灘的秦簡，以及河西一些地方出土的魏晉十六國簡和唐、宋吐蕃簡；除漢文簡外，還有佉盧文簡、吐蕃藏文簡等。
甘肅漢簡有著極高的學術價值，是研究兩漢時期政治、法律、經濟、文化、軍事、外交、民族、民俗、郵驛交通、西北史地、絲路貿易、文字書法、科學技術以及生態環境等諸多領域的第一手資料。漢簡中大量郡縣官職的記載，補充了歷史文獻中官職資料的不足；詔書律令的出土為研究秦漢法律制度和法律條文提供了新材料；大量經濟資料的出土為研究兩漢西北地區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以及地租、賦稅形態提供了新證據；漢簡中保留的儒家經典和古代典籍有的為我們提供了漢人與今不同的新版本，有的則是亡佚了幾千年的古書；漢簡中西北障塞防御體系、屯兵戍守、軍隊布防的詳細記錄是當年國家統一強盛的反映，是研究軍事史的珍貴史料；漢簡中關于西域各國的詳細情況以及對中亞、西南亞、地中海沿岸各國的記載不僅是研究西域各國早就歸入中原版圖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是古代中國同中亞、印度、伊朗、羅馬等商貿往來、友好交往的歷史見證；漢簡中對月氏、烏孫、匈奴、羌等少數民族的記載，證明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聚居融合的國家，各民族人民共同努力才開拓建設了我們美好的家園；有關當時人們衣、食、住、行、用方面的翔實記錄，提供了兩漢時期西北社會生活及民俗風情的方方面面；大量的郵驛資料、交通車馬方面的記錄，為我們顯示了漢代郵驛交通方面的生動景象；文字書法的再現，不僅使我們看到了小篆、隸書、草、行、楷各種書體的產生和流變，同時還是今人研習書法藝術的實物范本。關于歷法、算術、醫學等方面的古籍，體現了當時的科學發展水平。
甘肅的漢簡是我省古代文化的特色和優勢，是一筆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它以最生動、最具體的實物形態記載了兩千多年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真實面貌，使人們在可見可感中體味出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作為文字載體和書寫材料，它所包含的豐富內容促進了各學科研究的新發現和新成就；在中國文字發展和書法史上，它代表了甲骨文、金文、戰國、秦文字以后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重大的藝術價值和文字學意義已為學術界所公認；作為行政和軍事文書的原始檔案，它的出土地大多是當年的邊防要地、軍事要塞和重要的行政機構，而這些地方作為文化遺址又成為吸引海內外人士參觀、憑吊、尋古、探險的旅游勝地，漢簡和遺址相得益彰，為之增添了更豐富的內容，成為激發、吸引中外人士向往甘肅的文化原典；甘肅漢簡以其數量之多和內容之豐富，從整體上展示了古代甘肅深厚的文化底蘊和開放、進取、勤勞、智慧的文化品格，挖掘和弘揚其中的精神品格，是我們建設文化大省的精義所在；在對外開放的今天，甘肅漢簡以巨大魅力吸引著海內外人士，是我們可以走出國門對外進行文化交流的特色和品牌。
五涼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黎大祥
武威是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漢辟河西四郡后，歷代王朝在這里設郡置府，建立國都，致力經營，使它成為長安以西的大都會，中西交通的咽喉，絲綢之路的重鎮，民族融合的熔爐。由于武威在歷史上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獨厚的社會條件，創造了絢麗多彩、豐富燦爛的歷史文化。尤其在魏晉時期，以涼州為中心建立起來的前涼、后涼、南涼、北涼、西涼五個王朝，除西涼外，其他均建都于涼州姑臧(今武威)，前后統治時間長達130多年，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五涼文化，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武威蘊藏著豐厚的歷史文化遺存，尤其是五涼文化影響極大，在我國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五涼時期的姑臧城：建筑豪華獨特，格局別致，北魏新建的都城洛陽就是參照姑臧城的布局擴建而成，以至于影響隋唐長安城的布局，在中國古代都城建筑史上影響深遠。現存城東北隅的大云寺及古鐘樓是前涼國王宮殿遺址所在地，海藏寺后院臺和雷臺是前涼國王張茂所筑的靈鈞臺；城內北大街、摩羅什寺及舍利塔是著名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譯經、講經的地方，是后涼的重要遺跡；城東50公里的天梯山石窟，為北涼王沮渠蒙遜開鑿，史稱中國石窟之祖，這些古跡充分反映了五涼時期的輝煌與繁榮。
五涼時期的文物：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屬五涼轄區)等墓群出土文書180多件；河西酒泉、嘉峪關等地發現大量這一時期的畫像磚墓，武威境內保存有眾多墓葬和豐富的出土文物，其中前涼的木牘、北涼的壁畫，以及碑刻、涼造新泉等最具代表性。
五涼時期的樂舞：舉世聞名的《西涼樂舞》從龜茲傳入涼州后，經過當地發展創新，成為“胡華合一”的樂舞典范，隋時確定為國樂。河西節度使獻給唐玄宗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出自于涼州。
五涼時期涼州成為北中國佛教文化的中心：呂光西征請來龜茲著名高僧鳩摩羅什，在涼州駐錫長達18年之久，后到長安草堂寺翻譯佛經約70多部，300余卷；北涼印度僧人曇無讖在涼州譯經80余部。這些譯經堪稱中國佛教史上的輝煌紀錄。此外，我國現保存的最早寫經，如前涼的《法句經》，后涼的《維摩經》，北涼的《賢劫千佛品經》，西涼的《律藏初分第三》等，均出自于涼州。這些都說明了涼州在我國早期佛教文化中的地位。
五涼時期在文化上取得的主要成就有：
保存了中原先進文化。西晉末年，中原動亂。涼州相對安寧，中原大批達家仕族、文人學士紛紛前來涼州，促進了涼州經濟文化的發達，客觀上保存了中原文化，對后世影響極大；繼承儒學傳統，培養了大批人才。五涼時期的統治者，采取籠絡禮遇士人的政策，征聘名流，任用賢達，開辦學校，獎掖著述，文化教育事業興旺發達，傳授求學之風甚為濃厚，在全國贏得了“多士”的美稱；吸收西域文明，推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西域文化與當地的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融合，共同發展，創造了獨具特色的五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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