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我在報紙上看到媒體記者故意歪曲我講話的內容時,當時都會非常生氣,但回頭一想,在那沒有新聞自由,沒有媒體監督的年代,我們的社會狀態和人類處境不是更慘嗎?甚至連國家元首被迫害死了外界都不知道,更何況這個社會中的普通人呢?我們能得到的信息實在少得可憐。
今天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是富士康公司起訴《第一財經日報》的兩名記者并索賠3000萬元。關于富士康的索賠在法律上是不是站得住腳,我沒有這方面的法律專業知識,也沒有發言權,自然有這方面的專家們去評判,并有法律作為評判的依據去公平處理。但我想,我們從這件事中也能發現一些值得思考的事情,比如作為一個商人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的同事、員工和那些在自己工廠工作的工人?這可能是值得所有商人注意的事情。
我記得1993年,我剛來北京開發房地產時,整天為公司營業額和利潤率的增長而興奮不已。有一次一位海外朋友到我們公司作客,我帶著炫耀的心情領他去參觀我們的建筑工地,參觀那熱火朝天的施工場面,在離開工地時,正是工人們換班吃飯的時間,我們看到工人們吃的是水煮白菜和饅頭。后來這位朋友臨別時交給我一張1000元的港幣,讓我買點肉給這些工人們吃。當時,我的心像被電擊了一下,覺得自己的心是不是在金錢的誘惑下變麻木了?沒有同情心,沒有愛心了?天天在自己眼前發生的事情,自己竟然熟視無睹,無動于衷;氐睫k公室,我趕緊讓同事拿我的工資買了幾頭豬送給工地上的工人們。幾年之后有人跟我說:“你買的那些豬肉,大工頭吃了瘦肉,小工頭吃了肥肉,工人們只喝了點肉湯!贝嗽捠钦媸羌傥乙矡o從考證了。
我到過一些沿海城市,參觀過幾個代加工的工廠,這種工廠一般是勞動力密集型的,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比較差,工作強度很大。我一直有一個設想,就是拍一組關于這些工廠工人的照片,真實地記錄這個時代我們成為全世界最廉價的代加工廠背后的故事,但因為這些工廠和流水線都是拒絕拍照的,我的這個拍攝計劃一直沒有完成。我還看到,這些工廠絕大部分都是年紀很輕的女工,一般都是從非常偏遠和貧困的農村來的,在和她們交談的過程中我得知,她們有些是靠自己辛勤勞動供養著自己上學的哥哥和弟弟們,有些是供養著自己家里年邁的老人們?吹竭@些流水線上的年輕女工,我常常想到我的妻子張欣,她是14歲從大陸去香港的,到了香港就在一家電子工廠的流水線上做了一年插件的女工,后來才到英國讀中學、大學。她常跟我說,她能上劍橋大學,與在香港流水線上當女工的經歷有很大關系。當年有8000多人申請劍橋大學,而劍橋大學就是因為很看中她這段不平凡的經歷才錄取了她,這段經歷成了她被劍橋大學錄取的一個重要原因。
富士康這起官司深圳中院已受理,無論法院如何裁定,但作為商人,作為富士康公司,首先應該反省自己的行為,反省一下《第一財經日報》的報道中提到的問題有沒有值得借鑒的地方,工人工作和生活條件有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想想看,如果這些工人是我們自己的家人,是我們的姐妹,我們又會如何對待她們?我們公司作為一家房地產公司,常年有6000多名工人在工地上勞動,而這些工人與那些流水線上的女工的相似之處,就是他們都是來自中國最偏僻、最貧困的農村。不同的地方是流水線上幾乎全是女工,我們建筑工地上全是男工。在我們工地上工作的工人們工作條件并不好,有時我到工地上去時也常會和施工單位的領導一起商量一些改進工人工作和生活條件的辦法。施工單位的領導也常常跟我說:“我們從不拖欠民工的工資,我們過中秋節時會給民工發月餅,夏天會到北京郊區大興給民工拉西瓜……”其實世上所有的事情,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沒有必要時時去表現自己所做的一點好事,世事自有公論。
最后希望富士康能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周圍的人,包括媒體,與《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溝通盡快了結此事。也希望所有的商人,包括我們自己,在這件事情上面多反省自己的行為,多一點愛心。這愛心也許就是表現為給工人提供一張凳子,少一些加班的時間。因為我們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因為財富的多少而歧視別人或受到別人的歧視。